一是世居太湖的渔民，历史较长。民间传说由南宋岳飞战船演变而来，他们的远祖就在太湖、阳澄湖等湖泊中从事捕捞生产。清代《六桅渔船竹枝词》序中有“十叶相传渔世业，渔人相传有九代、十代者”的记载。据滨湖一位金姓老渔民回忆，他家祖辈传至今日在太湖捕鱼至少已有近30代。可想而知，其他姓氏的世袭渔民在太湖捕捞历史同样会很久。只是人非事易，实难调查清楚。

        二是由海洋渔民演变而来，主要是大船中的“北洋船”。这种“北洋船”原来都在山东、河北沿海捕鱼，间或南北经商，有的为了躲避战祸等原因遁入太湖，清代中叶为“海湘两栖船”，后因建桥筑闸增多和修路通电兴起，使太湖通海由“开放型”变为“半封闭”型，这些两栖大船桅杆固定不能放倒，一部分遁入太湖的海洋渔民至清末就只好定居在太湖捕鱼。

        三是外来渔民。渔民历来流动性很大，不受区域和时间等限制，民国时期许多来自苏北、山东、浙江等地的渔民来到无锡，其中以苏北最多。这些外来渔民，有的加入太湖捕捞，有的从事内河捕捞。他们的到来，不仅扩大了滨湖的渔民队伍，而且带来了外地信仰习俗和自己的捕鱼工具和技法，为交流提升本邑渔民捕鱼技法增添了新的活力。

        四是由农民演变而来。民国时期，由于遭遇外敌入侵和内战不断，不少农民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所以有不少破产的农民或由半渔半农被迫转入捕捞渔民队伍；还有一部分是受渔业比农业收益高的影响，由农民主动转为专业渔民，但这种情况较少。

        渔民为防备湖面不测风云，能相互照顾，白天多条船一起打鱼，晚上又多集中在一起锚泊，久而久之形成了以作业区命名的帮别。这些由渔具渔法决定的“帮”，带有旧式血统部落的痕迹。太湖大船帮中有南湖帮、北湖帮、扬州帮；小船帮中有杨湾帮、胥口帮、宜兴帮、长兴帮、无锡帮等。每个地区又以捕鱼工具类型分衍为大钓帮、丝网帮、大罱帮、小罱帮、抄虾帮、簖帮等。滨湖区渔港乡渔民以尖网、踏网占比多，即属小船帮。

        （二）市场状况

        西仓门棚下街地处无锡西门外沿古运河的一条商业街，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封建王朝时，朝廷征收老百姓的田赋叫漕粮，原有无锡储存漕粮的仓库在东门外，至明宣德年间，巡抚周忱把东仓库迁至西门外，为便于粮船进出，特地开辟了一条名曰仓浜的河道，并建了一座高大的石桥叫仓桥供通行。清康熙时曾建有440间廒房，咸丰十年（1860）毁，同治七年（1868）重建270间。由此这里被称为西仓（原无锡大戏院处）。由于西仓的建立，各乡来解送漕粮的船只汇集西门，加上糟粮经过整理加工后要转运北方，这样一来一去，终年舟车如梭，便形成了从仓桥向南到迎龙桥这一段沿仓浜的棚下街。棚下街名的由来，主要是沿街各店铺有连续不断的过街棚遮蔽日晒雨淋，因在棚下作街，故曰棚下街。由于棚下街接近太湖，又有通往南三乡的各式班船停靠这里，这里早在明末清初即成渔民所捕水产品集散地，故而鱼行林立，沿河放有大鱼萝，置放鲜鱼、虾、蟹使用，在仓桥之北的鱼行街也因此而得名。不仅如此，河边及西水墩四周渔船群集，渔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均在这里商店购得。在鱼行街附近还有一条橹店弄（今仍名之），因有众多家专门制作摇船用的橹而得名。在西水墩上有座奉祀明朝天启年间因治芙蓉圩有功的县令刘五纬的西水仙庙，每年农历六月十一日是刘五纬诞辰日，四乡农民特别是渔民来此敬香的舟船布满河浜，前后3天盛况空前，游人如织。这里便渐成无锡明末清初以来的渔市场，无锡水产市场在这里延续300多年的历史也由此开端。

        无锡近代公共菜市场，发端于辛亥革命。1912年秋，新成立的锡金军政分府在城中崇安寺开辟菜场，其西部一角即为鱼摊所在。（云：《鱼的图案》《新锡日报》1942年11月5日）另城乡有公泰裕（西门）、丰泰（西门）、王顺兴（北门）、协顺（南门）、庄协泰（南方泉）等多家渔行供给市场，并多装有电话与外界联系，资本在200—2000元不等，（无锡市政筹备处编：《无锡市政》1929年10月第1号，第127页）但这些鱼行交易不少仍是在河边或道岔口的鱼摊上进行的。

        无锡尽管在尔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大小不一的鱼产品销售市场，但直至民国后，发端于明末清初的西仓门鱼行街仍是无锡最具影响力的鱼产品集散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无锡沦陷，这里鱼行一度关闭。进入日伪时期后，这里鱼行老板商量重启鱼市，并于1941年3月15日正式开业，地点仍在西门外的鱼行街，设临时办事处于东河头巷内，（《无锡鱼市场定期成立》，《新锡日报》1941年3月6日）18日在学前街薛念恩堂市场事务所内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鱼市场举行开幕典礼》，《新锡日报》1941年3月17日）该市场的后台是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因它委托中国合作社无锡分社办理，场长最初由该支社秦理事长兼任，实际由副场长沈彦洪主持。后秦辞去，沈升补。但沈彦洪“以事务纷繁，殊难兼顾”为由，没几天即提出辞职。当时日伪政府规定，无锡地区的水产品，如鲜鱼蟹鳝，包括冰鲜海鱼、咸干鱼等买卖，“概须至市场交易”。这实质上是对无锡地方水产品加以了垄断。（《无锡鱼市场县府给示保护》，《新锡日报》1941年3月26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农林部会同实业部等制订全国渔业5年建设计划，其中明确：“设立鱼市场一项工作，太湖流域也是鱼产要区，故有确定设立鱼市场的必要。”（《太湖为苏省鱼产区滨湖各县设鱼市场》，《江苏民报》1946年7月4日）无锡县政府依据这一要求，聘孙春圃、周荫昌、陈文伦等为无锡县渔市场筹备人员，着手筹备，地址定在西城脚前为鱼市场原址，（《鱼市场勘定地址》，《江苏民报》1946年7月26日）遵照农林部颁布的鱼市场设置办法规定，依照合作社方式组织，该场定为三等鱼市场，于1947年3月1日正式成立开业。但开业后，因经营不善，账目不清，以致内部纠纷迭起。不久，江苏省建设厅令饬无锡县政府予以改组为二等鱼市场，并指定薛明剑、陆贯一、庄正等6人为筹备委员，（《鱼市场奉令改组》，《人报》1947年8月7日）到8月正式成立，成为无锡当时最大的水产品交易中心。（《鱼市场筹备竣事昨开社员大会》，《江苏民报》1946年8月10日）

        民国以来，随着无锡鱼市场建成和规范，鱼货交易也逐步被鱼行所垄断。1930年出版的《工商半月刊》，对当时的水产贸易作了如下记述：“沿太湖城镇，日常消费之鱼，以野鱼为多。鱼货之销售，均有各镇之鱼行担任。在内地之鱼行，由池户直接以所捕之鱼，售归鱼行或由鱼贩转卖于鱼行者。普通均由鱼贩向池户购鱼，转托鱼行售卖，鱼行提取佣金者。而野鱼之捕获，多由渔户直接售诸鱼行以卖。故内地之鱼行，其开设地点，必须在河流之处，以便鱼货之大鱼簏，为放置河中临时养鱼之器。凡购入之鱼，一时不能售出，则入簏水中，以便随时售卖。”

        民国初期，无锡鱼价比较稳定，据《工商半月刊》记载：“至鱼之价格，就无锡普通市价论，共趸售均以担为单位，最廉者为黑鱼，每担售价十千文上下至十余千文（以一千五百文作大银元一元），次则白鲢、花鲢每担约自二十千文至二十余千文，鲤鱼每担十五六千文至二十千文，青鱼每担四十千文上下，白鱼、鳊鱼、鲫、桂鱼每担约三十千文至四十千文……鳝每担约二十五千文。”1923年，“现开鲢鱼每单11元，梅鲚3元，而青白等鱼竞提至16元以上”。1931年，“鱼之产量及价格，面积十亩之鱼池，青鱼如以体重一斤养起，一年以后五百尾约可得二千斤，每百斤售价约二十七元；其余鲤鱼、鲢鱼、鳊鱼、鲫鱼等二年后，可得一万二千斤，每百斤售价约十五元；鲲鱼约计六千斤，每百斤售价约十四元。惟每池之鱼，逐年均陆续捕获”。（顾倬等编《无锡县第四区农村经济调查》，江苏省农业银行总行，1931年12月，第145页）以上反映了民国初期的鱼价虽有涨幅，但基本处于稳定。

        到1935年，无锡鱼业市场的作用日益显著，鱼行也逐渐增多。据《工商半月刊》刊载：“无锡鲜鱼之贸易，鱼贩与摊贩习惯上不能直接贸易，必须经鱼行之代卖，而鱼行代客买卖后，所享之权利为佣金扣除，所负之义务为代付货款，其它盈亏无与也……今无锡经营之鲜鱼行，约十余家。”这些鱼行分布在无锡西门棚下街、鱼行街、北塘祝栈弄一带，其名称为：公记、协记、协顺泰、顺公泰、公泰裕、丰裕、义兴、刘源泉、协聚、协顺、王仁兴。他们的经营方式是以代销为主，少数自行采购。销售方式以批发为主，有的则既批发又兼零售，因此鱼行多数为无本买卖，一磅两称，过手代销，提扣佣金。这些鱼行也没有多少渔具设备，一般只有一只账台、几杆秤、几把算盘和一些鱼箩鱼筐，再加上雇佣三四个劳工当苦力。这些鱼行每年除经营春汛黄鱼、冬季带鱼两潮海货生意外，平时主要经销淡水产品，业务范围各有侧重，各拉一帮。公记、协记两家鱼行，主要经销本地内塘的鲜活鱼；公泰裕、丰泰等鱼行以招来长江和苏北的“包子”鱼为主（所谓包子鱼，产地的鱼商把鱼货用草袋打成包，以车船运至无锡）；义兴、协聚等鱼行与浙江湖州贩鱼帮挂钩；王仁兴鱼行专门经营黄鳝、虾蟹等小水产；其它鱼行则收购外湖内河的捕捞鲜货。当然，鱼行之间也尔虞我诈、互相竞争。公记、协记鱼行为控制本地货源和零售商贩的销售，以招聘为名，网罗本地的养鱼大户、渔业资本家、渔业富户以及头道鱼贩，作为鱼行的干股股东（干股指不需资金入股，挂个股东名义，而到年终经营有盈，亦可分拆红利）；对零售摊贩，采取提交“保单”，鱼货赊销的办法。所谓“保单”是由鱼贩自己找一家店铺出具保证书，写明可赊欠鱼货的金额限度，发生经济拖欠或逃财，由作保店铺承担赔偿。鱼行老板就是这样一手抓收进代销、一手抓放出赊销，从中获利，通常都有不少于10%的佣金收益。

        1947年恢复成立的无锡鱼市场实行官督商营，以合作社方式组织运营，搭了个大芦苇棚作为交易场所，由姓郭的老板牵头负责。当初鱼市场共分10个股份，按照鱼行业务多少和权利大小投资入股，股金作为办场费用。然后再按股份多少，在芦苇棚内按先后划定区域营业。公记、协记两家鱼行各占2.16股，排在靠大河码头的市口，圈地也最多，其余依股排列。例如刘源泉鱼行小本经营，仅有0.3%股，排在靠岸角落里。这家鱼市场共有11家鱼行，各占一方，相互竞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5家鱼行。当时物价不稳，后又通货膨胀、伪币日趋贬值，难以维持“鲜货三等价”（指早市、中市、落市价）的习惯市价。为此鱼行们曾一度以大米市价作参考，鱼货随米价而就市。据记载，1940年塘鱼交售给鱼行的价格大体是：鳙鲢每担1.2至1.5石大米价（每石米以150斤计算，下同），青鱼3—3.5石米，草鱼2—2.5石米，鲤、鳊、鲫等要比草鱼低2—3斗米钱（1斗15斤）。但随后物价飞涨，也难以以大米市价作标准，加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鱼行和鱼主就将受到的经济损失转嫁到贪苦渔民和消费者头上。

        民国时期无锡鲜活鱼流转环节大致是：头道贩子（批发商）去塘边收购交售给鱼行，再到二道摊贩零售，也有头道贩子直接与二道摊贩交易，或者直接卖到饭馆里。位于开化乡的吴塘门镇（现属雪浪街道吴塘社区），滨临太湖，历史上为渔船荟萃之所，形成了因鱼市而兴的市镇。民国以来，“该镇有协兴、公顺两鱼行，生意异常发达”。（《吴塘门鱼市》，《无锡新报》1923年11月27日）这两家鱼行就属于头道贩子，他们在收购渔货后即再批发给在城里设摊销售的鱼行。民国时期，位于河埒口、梅园、大箕山一带有5个头道鱼贩，每贩都有2—3只活水船，多数是夫妻、父子、兄弟合家经营贩卖，也有少数雇工的。另有既贩鱼又捕鱼的鱼贩，他们不仅有活水船贩鱼，又备有牵捕渔具，算得上是贩捕兼营。零售的鱼摊贩数随着鲜货多少而增减，旺季或逢年过节，常有一部分菜贩兼营鱼货，多时达到900多人，平时也有300多人。这些零售鱼摊多数有固定的摊位，也有的挑担穿街走巷贩卖。此外，无锡鱼市场还有几个特色的经销方式。

        放买“青稻鱼”：每到春天，养鱼要下本钱，但渔民们青黄不接，缺钱断粮，头道鱼贩、鱼行老板以及一些塘主资本家，他们把经营资本转为“生息资本”，向渔民收买“青稻鱼”，重利盘剥，既获利息又可控制货源。例如一担鲢鱼现行市价一石七斗米钱，在春天便压价到九斗至一石米的现款先贷给渔民，立秋或春节以鱼货抵算借款，交货越迟“青稻鱼”作价就越低，一般不允许拖欠过春节，否则要连本带利加倍翻，或者扣押鱼池和渔具。据老渔民回忆，民国时渔民十有八九借贷无门，都要卖些“青稻鱼”，透支获取资金，但结果是一年忙到头，塘中无鱼双手空，交租还息负债重。

        “押卖”：养鱼人把鱼货不经过头道贩子自己直接拿到鱼市场卖，经鱼行过称转手给二道贩子（因渔民顾虑商贩逃账，所以要经鱼行过手）。但是，随着鲜货的多少，开盘价波动极大，如果当天鱼货销售快，价格亦高，成为“俏朝”，相反称“滞朝”。因此，养鱼人自己去卖鱼犹如赌钱押宝，收益不一定好，故称“押卖”。河埒渔民蒋全根一次运送一船鲜活鱼去西门与市场“押卖”，偏偏遇上“滞朝”，鱼价大跌，眼看活鱼卖不出即窒息死亡，他心急如焚，当即跳河自尽，幸被人救起，没遭灭顶之灾。

        “坐码头”卖鱼：有些养鱼大户到冬季自产自销，去江阴、武进等集镇设鱼摊零售，或者卖给当地菜饭馆。这种外销方式一般是固定一两个集镇，故称“坐码头卖鱼”。但要获利，需要了解掌握当地居民的吃鱼习惯。民国时期无锡有钱人家吃鱼也有些规律，一般喜食淡水鱼、鲜虾蟹，海鱼则吃点时鲜货，咸鱼干大多为平民百姓所购食。夏天，财主乡绅通常吃“六月素”，到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祭灶供神后开荤。所以当时要到农历七月半前后才动网牵捕“热水鱼”上市。民国时期从事“坐码头”销售的渔商贩，都熟知无锡及周边地区人群的吃鱼习惯，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购进什么鱼货来销售。

        民国时期，养鱼人、贩鱼人习惯到茶馆聚谈行情。无锡西仓桥堍的“鑫昌园” “得月楼”头批早茶客多是营造业的业主和泥水木匠。至上午八九点钟以后，赶过早市的渔民和鱼贩则开始进馆吃茶，自然是交流市价行情，洽谈鱼货、鱼苗余缺调剂生意。因此，当时的茶馆成了渔民和鱼贩交流行情、成交贸易的重要社交场所。

        三、渔业组织和机构

        本书将民国期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11—1937年11月，是民国前期；1937年11月—1945年8月，是日伪时期；1945年8月—1949年4月是民国后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屡遭列强侵略。大批爱国志士立志救国，振兴中华。梁启超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塞—愚—弱；群—通—智—强。” “欧人行之者三：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引自《中国科协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梁启超的意思是，治理国家要靠群众的力量。没有靠一个人可以治好国家的事。欧洲实行三件事，治理国家要成立议院，众人发展工商业是办公司，由董事会集体议定决策，做学问要组织专业学会。而治国和发展经济的基础都靠教育和科学技术。所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大地兴起了各种学术团体。在知识界兴办学术团体的同时，我国城乡随之也出现了各种行业协会组织。根据民国时期无锡报纸的报道，无锡围绕渔业生产管理的各项组织和机构也产生很多。

        （一）当局调查太湖地区渔业情况

        据1915年8月10日《新无锡》报道，江苏省要求各地（当时上海属江苏省管辖）填报渔业统计表，包括渔民户口、渔业种类、渔船、渔具等都要造册上报。当时政府对渔民的管理虽有了加强，但主要着眼于税收，通过对捕鱼船只发放渔照并收取渔税。到20年代初，无锡县公署奉实业厅训令，对渔业“务须实行调查以资整顿”，调查内容包括：渔船及从业者的数目、渔场的位置、渔具的种类及数量、获鱼的种类及数量、鱼的价格、历年盛衰的比较、征税状况等，（《调查渔业之厅令》，《新无锡》1920年4月1日）很是详尽。在此基础上，政府对渔民的管理进一步细化，由渔总督促各小甲，将所管辖内河中的渔船造册向政府登记，领取渔照。每船缴渔课60文，如不缴纳，即将牌照扣发。（《定期填换渔照》，《新无锡》1920年5月27日）但这样的形式依然缺乏对渔民作为社会类群的管理。当时由于太湖及内河渔船四处游捕，泊无定处，此种调查工作非常困难。所以从民国建立到1920年的10年间，国民党无锡县党部再三要求调查渔情，并列出调查细则，要求每年遍查渔船一次，直拖至1925年才完成渔船登记发牌工作。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无锡后进入“日伪”时期。1938年3月26日伪报纸《新锡日报》报道：“开原自治区区长蒋留春等恳请日军自治会宣抚班（日本侵略军）保护鱼池。” “梁溪河大小鱼池百余只，自冬至春，受（日军）士兵下网捞鱼，损失甚重。”可见无锡沦陷时渔民的悲惨之状。
        1939年11月29日，伪无锡县政府调查湖水面积以及渔业情况，要求渔民登记“会员登记表”，通过发放会员证纳入管理。到1941年1月再次要求调查鱼池情况。这都说明日伪统治者未能全面掌握无锡渔情。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无锡光复。国民党忙于内战，到1947年10月国民政府中央农林部派员来锡调查太湖水产情况，1948年再派员来调查鱼苗贷款发放情况。
        （二）成立渔业组织
        1921年6月，有武进渔户盛达德等人集资组织“五县渔业总团”（武进、宜兴、无锡、江阴和靖江），推举周镜清为团总，制订章程8条。无锡县赵知事以本县向无此类团体，不便横生枝节为由“批斥不准”。此后，在无锡渔业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组织，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政府的管理需求和渔民的自治愿望。
        1.成立渔业协会无锡分会
        1923年12月24日《新无锡》以“组织渔会分会之先声”为题报道，在直隶（河北）、奉天（沈阳）、江苏、福建、湖北、安徽等七省设立渔会以振兴渔业的推动下，常州府推动在江阴、武进两处组织渔业会，无锡同时成立分会，南京人戴声甫为正会长，王舜卿为副会长，并选定大娄巷38号为筹备处。两个异乡人来无锡组织渔会社团，为获得地方支持，还在无锡饭店宴请县署四科主任钱孙卿，县农会会长顾彬生、杨千卿，邑绅杨石渔、杨颂甘及报界诸君。“觥筹交错，宾主尽欢而散”。（《渔会䜩宾记》，《新无锡》1923年12月25日》）省农林厅要求遵照部颁渔会章程自订《无锡渔会章程细则》。细则明确要求无锡分会设会董若干人，以及设文牍、会计等科，并规定就职前须交“押信”（押金）等，以防疏误。但因种种原因，此事并未有下文。
        1927年，无锡再次有人倡导成立渔民协会，（《市公安局劝导渔民》，《市民公报》1927年4月20日）但该协会成立后往往“包认渔税，强迫渔民入会，藉端勒派”。（《彻查渔民协会黑幕》，《工商日报》1927年10月9日）如徐云飞等以渔民协会名义勒索每船10元至20元不等，半月集1000余元，渔民叫苦，纷向天主教堂武锡宜澄四县总司铎毛本荃报告，毛转函县政府，请予“拘案究办”。县党部工商部长孙祖宏以该会组织既不合法，又黑幕重重，责令解散，并函请公安局将徐依法严办。同时委任廉建中等6人为筹备员，重行组织，（《渔民协会奉令改组》，《新无锡》1927年10月14日）但廉建中函复县政府，声明自己“身为小学教员，担任教育事业贵乎专心研究”，表示“非渔民，更不熟悉个中情形”，提出辞职。（《渔民协会改组续讯》，《工商日报》1927年10月15日）这样，县党部工商部就改任李荫棠、诸棠两人继任筹备工作。（《短新闻》，《新无锡》1927年10月17日）10月19日下午4时，他们在中华旅馆召集各渔总、小甲开谈话会，征求意见，决定暂借通运桥下仁寿里安徽会馆为该会办事处开展工作（《渔民协会批准备案》，《工商日报》1927年10月20日），并报县党部批准备案成立。
        抗战期间，日伪组织也试图恢复被解散的渔会组织。1938年冬，汉奸组织大民会先后派吴士梁、吴国桢等负责整理，到1939年正式成立。（《县渔会正式成立》，《新锡日报》1939年11月29日）但因其物色的傀儡人物多有躲闪，无法开展活动，故再于1941年1月5日，成立无锡县渔会整理委员会，推定奚洪章、朱少泉、王克武3人为常务委员，下设总务、组织、调查3股，开展重建工作，会址借城中盛巷桥街二号茶馆同业公会，开展渔商、渔户登记调查（《县渔会已改组成立》，《新锡日报》1941年1月7日），“通饬全县渔民，一体入会。”到4月初，“入会会员数已达二千人左右”（《县渔会整理委员会工作推进顺利》，《新锡日报》1941年4月12日），会员除受雇捕渔的工人外，又扩大到如鱼贩、鱼行、鱼池户、捕鱼户、网船户等均可入会。（《整理县渔会积极推展会务》，《新锡日报》1941年6月2日）同期，还由赵文宝发起，组织鱼贩业同仁成立联谊社，以联络感情，增进智识共谋福利。（《鱼贩业联谊社成立大会》，《无锡日报》1943年1月1日）
        抗战胜利后，1947年7月27日下午，无锡县渔会借连元街小学举行成立大会，任士雄当选理事长。（工讯社：《无锡县渔会成立》，《江苏民报》1947年7月28日；《县渔会理监事举行联席会议》，《江苏民报》1947年8月3日）该会在组织生产、维护渔民利益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1948年春召开第九次监事会议议决，派代表赴沪与水产所接洽，争取到采办鱼苗贷款十亿元，赴产地南京采办鱼苗三十篓（占到当时无锡地方全年所需鱼苗总数的八分之三），养成鱼秧，再配售给养户。（农讯社：《采办鱼苗三十篓低价配售各养户》，《江苏民报》1948年4月27日）渔会还特约医生、护士，在四城门口为会员注射霍乱防疫针，并扩大到渔民临近居住者（《渔会会员注射防疫针》，《江苏民报》1948年6月19日），防止疫病在渔民中传染。
        2.成立渔业税务所（事务局）
        1925年12月20日《新无锡》报道，无锡“渔业税务所开始办公”，要征收渔民渔业税，税务所长由薛植业担任。当时征收渔业税的理由是“整顿渔业，开浚饷源”。很明显，“整顿渔业”是虚，筹措军饷是实。当时渔民和地方绅士均表示反对。次日该报刊载评论，“渔业税务之疑问”，质问“已由县署征收渔课（费），别无法定之税则”，“没有另收渔税之必要”。3日后各县士绅在省政府提议撤销征税渔业事务局，后由孙（传芳）总司令、陈（调元）省长嘱令参谋处撤销渔业事务局。

        3.成立渔业稽征所
        据《新无锡》1927年11月15日报道，训政开始，江浙两省财政部以“教育经费不足，军用浩繁，公支维艰”为由特修正江浙渔业事务局章程，限于11月8日，凡属江河湖海水产品、鲜干腌卤等类，按市价的百分之五开征渔业特税，无锡成立“渔业稽征所”，任命朱焕霞为所长。开始时，“各鱼贩均能深明大义”，主动交税，只有“公益兴鳝鱼行藉词抗税”。但后来反对交税的人越来越多，各地各团体呈请撤销稽征所，取消渔业税的电文如雪片，事态发展到12月9日，全市渔业罢市请愿，甚至捣毁稽征所，打伤职员。稽征所长朱焕霞赶赴常州请示。据朱焕霞称：开征渔业税近月间并无阻碍，后因渔人周阿荣、沈大宝等受不过渔行剥削压迫，自开鱼行，此时稽征所收税后不开收条，致使拒交和拖欠税费，多日后欠税太多，稽征所便扣留周、沈两人鲜鱼三担，以抵税款。此事引起周围鱼行从业人员不满，引起罢市，并引起哄抢。事件发生后，江苏省派人来锡调查稽征所违法之事。最后，财政部决定内地不再设立渔业局、所，无交税之必要。该所即停止征缴。
        4.出现渔业实体组织
        （1）1931年，江苏省农业厅经勘查在无锡蠡园东侧建立鱼种场，由虞循真、薛明剑出面与张、蒋商谈，将两人的12亩鱼池收购用以创办鱼种场。无锡县因无经费，得到省农林厅推广委员会以及省立渔业试验场的经费补助。自1932年夏起，该场向浙江菱湖定购青鱼、草鱼、鲫鱼等鱼种8万余尾，于8月上旬放养。并准备优先提供给常年向该场购买鱼苗的新渎桥、俞港、梅园等12处渔民饲养。
        （2）1933年11月，江苏省决定在松江、金山嘴建立渔民教育馆，训导渔民，并派省立水产学校毕业生3人来锡实习。
        （3）1934年2月，无锡市14区籐昌乡在亭庄巷筹建养鱼合作社，有数十人参加，并对鱼塘作了整修，时称该社为“救济农村唯一良策”。
        （4）成立日伪“中国渔业银行”无锡分行，苏铎任苏沪杭营业专员。
        （5）设立伪“渔牧试验场”。日本侵略者侵占无锡的初期，忙于战争，镇压中国人民。1942年7月，日本上层统治者妄图长期占领中国，实现“长治久安”。汪伪“省建设厅”意图改进太湖水产，在太湖边的管社山设立“渔牧试验场”。按日本国内的方法设计，规划渔牧试验场的业务为：A.养鱼试验，饲养亲鱼，采卵和孵育鱼花；B.改良旧式饲养方法；C.检验水温水质、水量；D.治疗鱼病；E.防除害敌；F.蓄养食用鱼；G.整理鱼池。另外，还要研究太湖水生动物，为太湖水生动植物描绘图册、制作标本，以及发展养蜂、养兔等事业。这个“渔牧试验场”可谓计划周详，雄心勃勃。除了对试验场业务提出设想外，还设想在太湖周围建立水产畜牧养殖推广中心，规划设立五个种苗场：一是江宁种苗场（包括江浦、镇江、丹阳、扬中）；二是常州种苗场（包括宜兴、江阴）；三是昆山种苗场（包括常熟、太仓、嘉定）；四是无锡种苗场（包括苏州、吴江）；五是松江种苗场（包括上海、南汇、青浦）。他们雄心虽大，但终因力不从心、疲于应付战事，这些设想只停留在纸上。
        5.成立“渔业纠纷调解委员会”
        1941年4月，由无锡县党部组织成立“渔业纠纷调解委员会”，说明当时渔业纠纷较多，秩序较为混乱。
        6.成立“鱼贩业联谊会”
        1943 年 1 月 1 日，经汪伪政权无锡县党部批准，成立“鱼贩业联谊会”。这次联谊会在县党部大礼堂像模像样地举行成立大会，有90余人出席，国民党无锡县党部、政府长官出席并致词，还选举出理事、监事、候补理监事人员，并进行宣誓。会后即召开第一次理事监事会议。联谊会成立虽程序正规、仪式庄严，但都流于一时热闹，徒有形式而已。
        7.重建鱼市社员大会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无锡渔业又经历了重新整顿的过程。查办了日伪时期充当鱼市场骨干积极追随日寇的汉奸郭洪汀；重开鱼市场社员大会、重颁鱼市场组织准则、勘定鱼市场地址、重组渔民协会等。至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无锡渔业又产生出几次新的组织或机构：一是1946年11月，由薛明剑发起筹组太湖水产公司和淡水鱼工作站。二是成立“养猪业生产建设协会无锡分会”，推定周维桢为代理事长，后由任士雄当理事。三是成立渔业产销合作社省渔联会，任士雄任理事。据《新无锡》报道披露，此间任士雄被称为“渔民领袖”， “本邑三万八千渔民一致拥护”，被选为十省四市渔民代表，为国民政府“国大”代表。据称任士雄本人对此“吊儿郎当”，无意当“国代”，但他却“冷门独出”，最后由蒋介石表示，为了照顾“友党”，劝任士雄退出，弄得“啼笑皆非”。
        8.成立太湖水产公司
        抗战胜利后，有鉴于太湖水产有发扬改进、增进生产的必要，薛明剑会同忠勤高级职业中学水产科主任陆贯一、鱼行业殷颂斌、陈玉佩等，注册成立太湖水产公司，资金法币两亿元（工讯社：《薛明剑等发起筹组太湖水产公司》，《江苏民报》1946年11月21日），薛明剑以江苏省工业协会无锡分会理事长的身份，函请农林部周部长在无锡设立太湖水产工作站。（《筹设淡水鱼工作站农部派员莅锡调查》，《江苏民报》1946年12月23日）为此，农林部中央水产实验所把这一工作列入该所年度工作之一，派技术专家蒋性均、朱林庚两人来锡调查。（《农林部派员调查太湖沿岸水产》，《江苏民报》1947年10月9日）1948年春，再委派养殖系主任邹源林（无锡人）来锡，会同无锡县渔会，在荣巷荣氏义庄设立工作站，勘定并借鱼池3只，为该站实验之用。（《县渔会今发放代购鱼苗贷款》，《江苏民报》1948年5月9日）
        9.成立“太湖水上警察局”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起国共内战，要剿灭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活跃于马山和太湖东北岸，打击日寇的太湖游击队成为国民党要剿灭的对象。以张少华为首的国民党江苏省太湖水上警察局成立。他们加强太湖“水上治安”，对太湖渔船编组，组建水上保甲。在苏州光福乡征集4只渔船供水警指挥，策动渔民配合搜捕“奸匪”（共产党），限制不准渔船留人歇宿，规定渔船要设旗号、灯号，要求渔民发现“行迹可疑”的人即时举报，随时检查。《新无锡》报登出搜捕“匪徒”薛永辉、张卓如的名字（薛永辉、张卓如为太湖游击队队长，新中国建立后，曾先后任无锡县县长）。
        纵观1911年至1949年的38年历史，较之长期封建的专制社会，民国当局有了开启民智、开发民力的举措，在最基层的渔民中开始筹组渔民协会等，这对发展经济、表达民意、维护渔民权益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从封建帝制转向共和制度，十分艰难。民国前期，军阀把持政权，热衷于搜刮军饷；管理上，军人高于党政，凡有纠纷多动用公安警察。渔业虽有了各种组织，但多流于形式，而且出发点和落脚点又多在稽征税赋等方面，在服务渔民、服务渔业生产上举措很少，因而未能真正发挥民众的力量。

        民国时期的养殖渔业受时局、战争以及生产管理水平的制约，总体来说从规模到技术到产量还与市场需求存有较大差距。但不可否认，依靠已有的养殖业基础、渔民的长期探索实践和大量工商资本加入，期间在鱼苗苗种捕育、养殖技术、产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不仅在延续滨湖养鱼史上掀起一个新高潮，而且成为了当时农副业中的首位。
        一、天然鱼苗捕育初步实现自给
        养鱼的第一步是要有鱼苗。淡水鱼类产的鱼卵有粘性和无粘性两种。鲤、鲫鱼等所产粘性卵，卵膜表面有粘液，产后能够附着于水草、树枝、石块等物体上，故可在静水池塘里自繁自育。青、草、鲢、鳙等鱼产的是无粘性卵，需要外界水流冲击的条件才能孵化出鱼苗。到了宋朝，随着池塘养鱼的复苏发展，由唐朝始到江西九江等地捞取长江中青鱼、草鱼、鲢等天然鱼苗供应池塘养殖的鱼苗业得到较快发展。江州，即长江九江段，当时已是有名的鱼苗产地。光绪二年（1876），俄国人柯卜斯克氏在《江西的养鱼业》一文中记载了在九江见到的捕鱼苗情景：“九江鱼亩在五月中旬开始，渔期不过10至15日。用粗麻布做成鱼网扎在一个江边水中的架子上，网于水面迎截顺流漂来的鱼苗。渔人不时将鱼苗移入另一网中。购苗者用碗量，每碗50至60文钱。途中用蛋黄、面粉糊喂小鱼，并掠去野鱼。”清代诗人厉鄂在他的《菱湖》诗中写道，“鱼多论斗卖，菱好及时栽”。历史上菱湖鱼苗一直用碗或杯来计算。《中国实业志》（1932年编）记载：“购鱼苗当时交价可打七折，夏至后可打八折，重阳后打九折，年底时付实价不打折。鱼种放养多在清明前，清明节后鳊鱼损伤不能自然痊愈也”。
        太湖地区的鱼苗种除来自长江九江、浙江菱湖外，大部来自江苏境内长江段、江苏武进的芙蓉圩等地。 《太湖实业志》记载：太湖地区青鱼苗多购自于菱湖，鲢鱼、草鱼购自于九江，而雌鲤鱼苗则购于附近芙蓉湖。渔民购回这些鱼苗后放入小池内培育，待青鱼长到四五十克（一两左右）、草鱼二三十克（半两左右）时，分置于大鱼池饲养。武进芙蓉湖培育鱼苗种已有200多年历史。抗战时期，芙蓉湖圩区已成江浙两省主要鱼苗生产供应区，其双庙镇是鱼苗种集散地。1943年，日本人曾在芙蓉圩收购鱼种运往日本饲养。江苏长江沿岸自江宁、江浦，下游至江阴、靖江南北两岸15个县市境内长约400公里的水域中均产鱼苗，以青鱼、草鱼居多。其中南京段以草鞋峡至燕子矶一带出产鱼苗较为集中；镇江段以石闸口、沙渚港、谏壁、大港等处产量最丰。
        清同治以后，无锡贩运长江鱼苗自己再培育成鱼种的做法逐渐在养殖渔民中铺开。当时都靠船运，摇橹背纤，日夜赶运，以减少途中鱼苗窒息死亡。但地方官吏道道设卡抽税，往往耽误时光，造成鱼苗死亡。渔民投诉到朝廷，同治八年（1869）江苏巡抚院为此特立碑文规定：“凡鱼花船只，经过关卡，无分昼夜，随到随放，不准片刻耽延。”但之后仍有官吏发生敲诈之事，苏州知府丁日昌秉公而断，将法令刻在石碑上，竖立在无锡和武进县交界处。还由官方发给奉宪小旗，插在运鱼苗船的后梢。据老渔民忆述，清朝时期，黄埠墩是无锡运河上最大的关卡之一。自从官府下令鱼花船随时通关、不予征收后，每当鱼花船快到这里时，渔民就鸣锣或放爆竹，高喊“鱼秧要过关”，以求快速通过。官府关卡人员闻声看到鱼花船尾播有奉宪小旗一般都开关放行。鱼花船享受的这种待遇，到民国时期仍然在延续。
        无锡渔民经过长期捕捞鱼苗经验的积累，至民国时期逐步掌握了青、草、鲢、鳙等来源于长江天然苗的采捕方法。长江鱼苗的生产季节，大致从谷雨至小暑（相当于四月中下旬到七月初）持续两个多月。每当这个时节，渔民们要在立夏之前赶到长江，在江西九江等长江鱼苗产地风餐露宿，耐心捕获。当捕捞到一定数量的鱼花即刻日夜兼程返回，上述提到的官府水上关卡对鱼花船发旗放行不征税，正是渔民用先前鱼花船每至水上关卡需停船检查交税而耽误时间，经常使鱼花窒息死亡的惨痛教训，与官府反复斗争争取来的，所以鱼花船返回运输“快”是要诀。对不同时节的鱼花，渔民有自己的评价。立夏前4—5天的鱼苗俗称夏前花，因气温较低经得起运输，成活率高；立夏后至小满的鱼苗，俗称小满花，质量最好；芒种以后的鱼苗俗称霉花，因气温高成活率低，一般渔民不购买。当长江苗运到无锡后，即放入专池培育20多天，长成0.8—1寸的夏花，这个过程叫做发塘育苗。渔民在长期的发塘育苗的过程中，形成了“清塘消毒、放养密度、精心喂养、惊网锻炼、鱼筛分档、瓷杯量数、手掌量度”等一套技术方法。这种发塘育苗技术不是一般渔民所能掌握的，多是历经几代传承的专业发塘育苗渔民所掌控。所以民国大凡发塘育苗渔民都以发“水花财”而富有。这种从生产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经验技术，一直沿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仍在使用。鱼谚称：“青鱼不脱莳（夏至），草鱼不脱暑（小暑），鲢鱼不脱伏（中伏），宜早不宜迟。”即是对夏花出塘分养的经验总结。另有目测小鱼优劣的直观经验：将小鱼放在手掌中，鳃盖不张尾不曲，活跃蹦跳是好种；小鱼放在水具中，集游顶水向前冲，体质健壮是良种。这是渔民对鱼种的形象生动的评判。
        1942年11月5日，《新锡日报》刊载《鱼的图案》一文，记载了蠡桥下梁溪河边渔民发塘育苗的辛苦。 “已是祖传二代的章圣瑞渔民，在一只约有五六亩大小的鱼池里，共养了七十万的鱼花，每天要吃掉一斗黄豆的豆浆。他们每天把磨好的豆浆浇散在池内，比蝌蚪还小的鱼花会群聚争食。这些鱼花从立夏放入池中饲养，隔一个多月共经过两三次择网，当长到有二节手指长，才开始卖给池户分塘养殖。普通一池鱼花在一个多月的养殖过程中，总共要吃掉四五担黄豆以及糠糟等副食。这笔支出是可观的。”养鱼花虽获利丰厚，但从鱼子养成鱼苗，其间死亡至少有七八成，能够生长活着有二三成已经算是大吉了。养鱼人伺候这些鱼苗，除了要磨豆浆，还要照料水温，日常要戽进外河的新鲜水进行调节，清除要吃鱼花的野鱼等。
        随着池塘养鱼的逐步发展，促成了清同治年间无锡南门外渔民养小鱼的兴起。初时，有人去长江边贩运鱼苗，获利甚厚。后有些鱼商鱼贩看到获利甚厚，也在春末夏初兼营鱼苗种，他们租船雇工去长江边贩运鱼花至无锡南门大松坟附件小池塘发花，培育成夏花或养成冬片、春片，然后销往本地或外地。据老渔民章伯顺回忆，当时章姓、祝姓两家是这里经营小鱼的大户，每年购运长江花子百万尾，租用80多亩池塘发花培育成夏花或鱼种出售。章家发了“水花财”后，建造庭院，其大厅中央悬挂一块斋匾，题“容安堂”，并写明立于同治八年。这块斋匾保存至1985年未废。可见，无锡南门养小鱼已有130多年历史。
        民国时期，无锡城郊每年需要鱼苗1000万尾左右，经筛选运输后只得净苗400—500万尾，其中鲢鳙苗占50%—70%。1948年《水产月刊》第3期刊载，无锡捕育的鱼苗销路主要集中在梁溪河沿线各乡，另在无锡与常熟、江阴交界处的养鱼区销有150万尾左右。
        二、养殖技术获得新的突破
        民国时期，是渔民掌握养鱼技术的一个重要突破期。除上文讲到渔民在掌握发塘育苗技术方法外，渔民在掌握鱼类习性、分层混养、轮捕轮放、池塘水质以及草料打捞等生产技术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步。熟练掌握了鱼类的不同生活习性，形成了多种鱼类同塘混养的饲养模式。例如在牵捕时，鲢鳙容易捕捉，故叫“面帐鱼”；草鳊鱼需要踏网牵捕称之“二水鱼”；青、鲤、鲫鱼要抽浅了水或者干池后方能捕到，叫“伏泥鱼”。老渔民回忆民国时混养方法时都说，池塘混养一定要多品种多批次有节奏流放。通常鲢鱼不超过5寸，亩放100尾左右；鳙鱼不超过30尾，鳊鱼1.5—2寸即可，尾数可同鲢鱼一样；鲤鱼种苗不宜大，每尾约2.5寸，亩放70—80尾；鲫鱼要看苗种质量放养；青草鱼要分规格放养：大的青草鱼俗称仑青（约1斤）、仑草（约1.5斤）最适宜。青草鱼种放养有轻重，平时投喂蚬螺养青鲤为主的鱼池称作“荤池”，投喂水草以养草鱼为主的称作“素池”。年初每亩放养通常不超百斤，年底均可达四五百斤。但采用这种方法的养鱼人，资本要足，技术要熟练，如果饵料投放不足流于粗放粗养，会导致荒塘欠收。
        熟练掌握了鱼池合理养捕技术。所谓“养三年，干一年，热天动网两朝鱼”，是说过去渔民受鱼池浅小、养殖技术落后等生产条件制约，成鱼池通常要养捕3年后方能在冬季干池修埂一次。渔民们在长期养鱼生产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出了一套养捕搭配的方法。每逢农历七月半（俗称鬼节）、八月半（中秋节）捕大留小牵捕两次“热水鱼”；到冬季抽浅水捕捞，然后用原塘水再放养。对此，1930年的《工商半月刊》曾有记载：“无锡之鱼池，大概都在河岸近旁，池与河之间，多筑小沟，随时启闭，可通水之出入。捕鱼时以极小之舟，由沟运入池中。用大网牵于池底，从两头抄取，鱼无大小，悉入网中。然后择其大者，运市出售，其小者仍蓄于池中……鱼池多三年一整理。整理时，将池水戽干，将池塘之泥掘起，堆于土埂，以为桑地肥料，同时将池底整理清洁，所蓄之鱼，全数售去，预备明年再育幼鱼。是项整理工作，亦称清池。”此外，渔民不唯古法，学习鱼阵捕鱼新法。在大渲口与独山口两处地点设置鱼阵。其办法是用竹篾编制长簾，随水活动，横贯两岸，张捕游鱼。这即不妨碍流水，又不害及水利。（《渔阵》，《新无锡》1930年6月28日）
        熟练掌握了利用外湖内河天然资源作为养鱼主要饵料的生产采集。据老渔民回忆，民国时期渔民广泛使用的“T”字形长竹柄割草刀，始于150年前的清同治年间。那时渔民就积累了一套保护资源的横草（割捞水草的俗称）经验，叫做“横草不伤根，三天又重生，像个割韭菜，越割越鲜嫩”。这种横草方法即是草刀只割水草上部大半截，保留根部生长，三天后又可速生新叶。渔民耥螺蚬时，用长竹柄的小兜网在水中颠簸，既清洗淤泥杂物，又把小螺蚬漏入湖底，取大留小，保持种群繁殖。民国时期，梁溪河沿岸鱼池户在春夏秋三季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和傍晚四五点钟家家都有人划船到太湖和内荡割水草和耥螺蚬。渔民们充分利用无锡河网沟渠的丰富水生资源，为大规模渔业养殖带来了充裕的天然饵料。
        熟练掌握了池塘养鱼的水质判断方法。“养好一池鱼，先要管好一池水。”渔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学会了管水看水色、从水色判断水质的用水养鱼方法。鱼塘正常水色是朝红夜绿（指水色昼夜有变化，其实是浮游生物的优势种类新陈代谢快速氧化的现象），鲢鱼长肉；水色清淡称“瘦水”，清水白汤白养鱼；云块水色称“转水”，需加留心防转坏（所谓云块水色，其实是水中浮游生物数量多，在水面聚集形成云块状或丝状水华，故又称水华水，这种水质，鲢鳙鱼类容易吸食的藻类占绝对优势，但如遇天气突变，水质容易转化变坏）；肥而不活为“老水”，要及时冲加新水。如此种种，说明渔民养鱼管水技术已经相当丰富。
        熟练掌握了防范鱼浮头死亡的技术。池鱼缺氧造成鱼类浮头死亡，历来是养鱼管理中的老大难问题。常言道：“养鱼只怕一唿穷（指疏忽），浮头泛塘一场空。”针对这一问题，渔民们经过长期摸索，积累了“四看预兆”的预防方法：即看季节、看天气、看水色、看鱼的动态，判断轻重，预防在先，解救要快。这种经验型的预防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十分管用。
        滨湖养殖渔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当代科学养鱼奠定了丰富的实践基础。但总体来看，这些传统的技术和方法只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甚至夹杂一些愚昧迷信的习俗做法。例如，过去每当鱼类生病，渔民无医无防只能敬神驱瘟听天由命。有谚语说“养鱼不发瘟，富得要发昏”。每逢农历七月半俗称“鬼节”时，实际是鱼病盛发期，而养鱼人却要到塘口焚香点烛，化烧纸钱送瘟神而耽误了机会。每到农历年初五，渔家在塘边供祭“发财水”，祈求风调雨顺的太平年。对有些鱼类病症也以疑神疑鬼而取名。鱼类体表出现圆形椭圆形溃疡红斑，实际是细菌严重感染所造成，却被说成是“鬼打印”。肠炎俗称“烂肠瘟”，草鱼吃不进草，被叫“鬼封口”。鱼患了孢子虫病往往尾鳍上叶露出水面，出现“竖顶心” “牛车水”似的狂游现象，却被说成“神鬼弄水，鱼不安宁”。
        在渔民不断总结掌握养鱼技术的同时，社会各界也开始了水产专业的教育培训。滨湖区域就发生水产职业技术培训一例。1946年9月，《水产月刊》第1卷第4期有无锡忠勤职校设水产科的文章，内容有：“汤恩伯办之私立忠勤高级职业学校，内分农牧、水产、纺织三科……水产科又分鱼捞、养殖、加工三门，自行购置渔具，建筑鱼池及筹备鱼厂鱼户……水产科设于太湖中犊山……并定于本月底办妥招生手续，下月初即正式开学。”到第二年7月该校水产科停办，当时汤恩伯函告有关人士称“深觉设备不足，师资教材均感缺乏，且限于太湖一隅，难求发展……”事后由江苏省教育厅将40名不愿意转学别的专业的学生转至省立水产职业学校继续学习。

        此外，民国时期其它地区的水产教育和研究也始有起色。1912年，由张謇建议，在黄炎培襄助和首任校长张镠筹措下，在上海创办江苏省水产学校，培养水产人才。1937年淞沪抗战时，这所水产学校毁于战火，1947年这所学校在上海复校。据1997 年《雪浪乡土史》记载，滨湖区雪浪庵西村有位生物学教授薛仲薰（1904—1948），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36年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海洋生物学，1938年获博士学位，1939年在赴西欧各国考察渔业后回国。1942年该水产学校在筹建海洋学系时，薛仲薰的学术论文《鲱鱼洄游规律研究》受到国际学者好评，并撰有《稻田养鱼》《家鱼人工授精孵育》《黄鱼生长洄游》等多篇论文。薛仲薰于马来西亚槟榔屿英年早逝，年仅44岁，可谓滨湖近代研究渔业第一人。1930年，江苏省在上海建立渔业试验场，重点是开展海洋调查和海洋渔业捕捞。曾从国外购入一批海洋观测器材，以用于对长江口以南的海洋观测及生物调查。同时开展蒸汽机拖渔轮经营，并取得了渔轮作业经验，但捕捞生产成绩不佳。这家渔业试验场还在无锡开挖20多亩鱼池进行淡水养鱼试验，编辑出版过期刊《渔况》。1937年抗战爆发，该场停办。据1923年江苏省立渔业试验场刊行的《实业杂志》第69期记载，我国宜渔地很多，经对无锡进行考察，认为名冠江苏。该杂志对当时渔业的经济价值、鱼池构造、渔具、池水、饵料及方法、鱼种来源、饲养方法、生长及速度、捕捞方法、产量，以及鱼池价格、工价、鱼池维修、税金、鱼病防治等等，都一一做了详细的调查，说明当时国人对渔业养殖有了很深很全面的认识，渔业已被视作一个重要的实业来对待。
        三、渔业养殖经济竞争加剧
        自明末清初以来，梁溪河两岸农民渔民在河滩上建造鱼池，日渐增拓，溪为所侵，逐渐埒成一口口方形鱼池而成规模，由此在梁溪河两岸鱼池一带取名为“河埒口”。（另有传说，明清朝代地方官吏在溪河口设立关卡，埒阻来往船只，检查抽税，故称河埒口）与此同时，梅园大箕山村的后湾、西湾也相继把太湖边的芦苇浅滩和低洼地开发起来。先是播种菱角，后逐步加高埂岸，围筑鱼池400多亩。此村靠山依湖，地处大箕山、小箕山之间，形如一只畚箕故称“箕山”。此地农民自古以来种田产粮、栽桑养蚕，日出下湖张网或上山采集，午后下田耕耘或管理鱼池，形成半农半渔的自然经济。据《中国实业志》记载：民国早期，无锡鱼池密集，自仙蠡墩至大渲口共有六七百家渔户。1914年由于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无锡以荣氏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这里的农民包括渔民沿袭明清以来筑埂埒地的生产传统，受市场需求拉动和工商资本注入推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发展黄金10年里，更大力度开挖鱼池和修整鱼池，使这里鱼池面积有了大幅度的扩大。至40年代末，集中在梁溪河两岸的河埒乡、溪南乡，以及沿太湖的梅园大箕山、东五里湖的鱼池头、青祁巷一带共有鱼池2500多亩，专业养殖和渔农兼营的农户有1200多家，年产养殖商品鱼30万公斤左右。当时，一口五亩地的鱼池，若饲养得法、无意外损失，可年获大洋100元左右的净利。如果用于出租每亩鱼池要收年租金一担（150斤）米钱，好的池塘收租则要更多。逢年过节时还可用自养的鲜鱼抵偿租金。这是民国时期无锡养殖渔业的一次飞跃，进一步奠定了养殖渔业在实业经济中的地位和在全省的影响。
        养殖渔业规模的扩大和有利可图，出现了工商业者兼营渔业的现象，加剧了养殖渔业的竞争。一些在上海、苏州、无锡开铁行、五金店、布店、饭店等工商业老板，买下鱼池后租给养鱼户，租金较低，好的鱼池每年约需一担鲢鱼的租金，一些半荒塘只需五六十斤鱼钱，每年逢年过节还可用鲜鱼抵扣租金。由此又涌现出一批渔业经营者变成的渔业富户和渔业资本家。他们通过慢慢积累占有较多鱼池和工具，生产经营手段比较高明，获利后再租进鱼池，雇佣劳力，扩大规模，使自己从养殖户变成养殖大户再到渔业富户。随着鱼池相对集中到渔业富户和工商资本家手里，一些佃户、自养户受到冲击，甚至破产，趋向贫困，带来滨湖渔业生产的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和专业。一些自养户在竞争冲击下只好放弃租塘养鱼，而是寻找适合自己的“活计”维持生计。有的养鱼者专攻饲养技术和管理，从事养殖管理工作；有的渔户平时为鱼池加水平息浮头、到冬季干池捕捞、龙骨水车人力戽水和临时出租戽水机船；有的专事小捕捞船采集螺蚬、捞水草等活；有的养殖户合伙到北门泗堡桥船厂季节性租赁木船，自己外出捞草；有的备有活水船的运输工具并兼作鱼贩（俗称头道鱼贩）；有的购置蒸汽机抽水机船，兼营农田灌溉和鱼池排灌、稻谷碾米加工业务。如在抗战前，河埒、溪南、梅园、青祁等鱼池区已有五六条私人蒸汽机抽水机船。当然，也有的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改善养鱼条件，如当时经营汽车运输的蒋九皋家有两口鱼池，地处河埒口摆渡口，由于蒋的兄长是开源电力公司经理，因而他在自家的两只鱼池安装了用于抽水的千瓦功率的四英寸口径抽水机1台，成为了无锡地区最早的电力排灌鱼池，取名“马达大池”和“马达新池”，池名留传直至20世纪末才消失。但总的来看，一些不善经营、缺少资本和技术的自养户在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多转向从事依靠体力劳动的苦活、累活，而且收益甚微，处于渔业生产的低端。这是民国时期滨湖养鱼业竞争导致的结果。
        四、渔业土地占有走向集中
        民国时期的鱼池是私有土地制度下的养殖业。渔民的鱼池土地有“私有”与“租用”两种，因而有自有池和租赁池之别。梁溪河两岸，至清末民初时已成为江苏省内乃至太湖平原最为发达的具有代表性的池塘养鱼区了。由于当时国家实行土地（鱼池）私有制，这里养鱼区在工商资本的推动下，不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少数人占有较多土地或鱼池、多数人少田（池）或无田（池）的两极分化现象。这种现象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才被打破。
        民国初期，以荣宗敬、荣德生为代表的无锡一批民族资本家积极发展工商业，取得巨大成功。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荣巷、河埒口一带的地主绅士随着国家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宽松政策实施和自身工商业发展需求，纷纷走上了合资办厂或合资经商的道路，并开始拿出工商资本转投于获利不菲的渔业生产。据有关资料记载，河埒口孙蒋巷的160多亩鱼池，有三分之二为在上海开铁行、五金店的孙姓老板所有；大丁村一带的鱼池，是大张巷的张祥丰在苏州等地开蜜饯厂致富后在河埒口购得后出租经营的。当时，滨湖一些创业致富后的老板都热衷于或买地或购买鱼池以发展养殖产业增加财富。相对于这些致富后的工商渔老板，普通农民、渔民要积攒多年甚至半辈子或一辈子才能买得起几亩地或一口鱼池，可见此时的鱼池生产经营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
        这个时期，还有一批从事鱼池租赁生产经营者，他们有了积蓄以后不断扩大租赁，一些占有10多亩鱼池和一些生产工具的规模养鱼大户，逐渐成为渔业生产的富户和渔业资本家。例如荣巷一荣姓渔业资本家曾说：“荣德生开工厂21爿，我有鱼池21只。”他在抗战前有近百亩鱼池，常年雇工3人，到年底时再雇短工多人，并备有1.5—3.5吨的木船3条，同时在荣巷街开棺材店一爿。这两项生产经营合计资本折合大米三四百石（每石150斤），已是这里富甲一方的暴发户了。
        与工商资本家和渔业资本家不断垄断鱼池土地资源相比，广大贫穷养鱼户所处的产业地位越来越卑微，面临的养殖困难和问题也是越来越多。据1927年民国政府财政部刊于《财政日刊》第28期上的“训令”称，根据无锡开源乡（今河埒口、荣巷一带）、扬名乡（今蠡湖街道一片）私家养鱼农民的反映，政府要求地方征税部门纠正征税中的错误，解除农民的痛苦。又据1929年《无锡市政》第一期刊登的由调查人杨翔九于1929年8月10日调查撰写的《无锡市养鱼调查报告》，对养鱼人、池塘名、池塘面积、池塘产权、租金额、鱼苗来源、饲养方法及产量产值等都作了具体统计。该统计就清楚地反映了绝大多数自养渔户占有鱼池是十分少的，仅占有几亩到几分鱼池。这与工商资本家手中占有大面积鱼池不可同日而语。该调查报告中所列调查表如下：
        1931年《江苏矿业》第4、第5期刊载，无锡县合作事业指导所向上级提出，请求利用荒地、荡田及浜兜进行垦殖用于畜牧、养鱼等建议。1935年《上海水产经济月刊》第4卷第3期刊载，无锡教育学院关于筹养鱼种的报道称，该院直接指导下之养鱼合作社已有10处。只因优良鱼种供给不足，该院决定于本年在蠡园附近畜养鱼种，以供各养鱼者之需。这都说明当时渔民面临开挖鱼池土地紧张、鱼苗供应紧缺的困境。
        所以，民国时期滨湖养殖渔业特别是梁溪河两岸养殖渔业，随着大量工商资本和渔业资本投资购买或开发鱼池而占有大量鱼池，形成了鱼池垄断的状况，不仅挤压了大多数自养渔民占有鱼池土地，而且诞生了一支规模较大的渔业养殖生产经营户和渔工队伍，从而使这里的养殖鱼业呈现出鱼池规模不断扩大、少数人占有更多鱼池、养鱼技术和人员分工更加专业的竞争局面。
        五、抗战时期渔业损失惨重
        据《江苏省无锡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无锡市史志办编写，中央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记载，1937年日寇侵占无锡共杀害同胞14150余人，奸淫妇女万人以上，焚烧民房65600余间，焚烧校舍、机关、名胜、厂房、商店85150余间，抢走粮食545万余斤，财产损失20730万元。一时城市尸体遍地，河水殷红，市民纷纷外逃避难。
        1938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日军进驻马山，渔民们为了躲避战祸，有28艘大渔船停泊在马山的湖湾里。日军上山搜索，发现湖湾里有一群渔船，就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渔民，用燃烧弹投掷在渔船中，顿时烈火冲天，渔民弃船跳水逃命。日军兽性发作，不仅没有收敛，反而集中轻重武器向落水的渔民猛烈射击，结果造成28艘大船全部烧毁、200多名无辜男女老幼全被枪杀或烧死。湖面上尸体遍横，湖边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史界称之为震惊江南的“马山大屠杀”。
        日本侵占无锡期间，于1939年以日商名义开办渔牧公司（隶属于上海日商华中水产公司）。他们驱赶渔民，强占鱼池，从鸿桥堍的“亭子池”（池名）开始至荣巷摆渡口的“长池”（池名）为止的沿梁溪河北岸鱼池，包括河埒乡渔业大队的龙山、东浜两个渔业队以及无锡市水产研究所实验场的鱼池在内，共有连片鱼池400多亩被日商霸占。渔牧公司设于荣巷东的张巷上，有两名叫“平木” “洪腊”（译音）的日本人，负责掌管。养鱼的劳工都是从浙江菱湖地区强征而来的渔民，同时在荣巷雇佣两人充当跑腿。并在鱼池上豢养着一群狼狗看守鱼池，威胁周围居民。日商经营这批鱼池，主要取自长江天然鱼苗，在此培养鱼种后，用大水桶船运到上海，再装海轮去日本和台湾养殖，生产成鱼部分则作为军需物资。日商强占鱼池的两年期间，这片鱼池区杂草丛生，荒芜不堪，变成一片荒塘。渔牧公司是日本一家上市公司，在股票贬值、连年亏损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无奈放弃部分鱼池的饲养归还给当地渔民，可是渔民仍遭到劫难。驻屯在鸿桥堍的日军和汪伪军通过设立关卡进行敲诈勒索，渔民每年下网捕鱼，都要捐交十块大洋；装运活鲜鱼航行到鸿桥，还要被抄查和勒索捐钱捐鱼。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渔牧公司倒闭，这片鱼池才再度回到当地渔民手中。

        抗战时期，日军对无锡主要交通水道筑篱笆严加封锁，有的地方划为“匪区”进行控制，不仅直接使渔民采购鱼苗困难、价格猛涨，而且导致无锡经济萧条，成鱼销售受到严重影响，从而使无锡养殖渔业一蹶不振。据1937年8月17日《锡报》刊载：“昨晨6时40分左右，日机一架来锡袭击，敌机飞抵锡境时，飞行程度极高，旋作低度飞行，至本邑第十区皋桥附近上空，翱翔不去，投弹五枚……当敌机在皋桥掷弹时，桥下瓦屑河，泊有渔船一艘，船主名杭锡宝，与妻伍氏均进城贩售鱼虾，船上仅留两女，长名细妹（15岁）、次名小妹（13岁）当场被炸受伤，细妹伤右腿，小妹伤左臂，经家属急送城中兄弟医院医治，小妹左臂经医师施用手术截去，尚无生命之忧……”
        1938年3月26日《新锡日报》刊载：“开原自治区区长蒋留春等，为保护该区沼（梁）溪河一带大小鱼池，曾呈请自治会及宣抚班加以保护，并恳出示布告，杜绝兵士再往池中捞鱼，以免鱼苗受损。昨日已由自治委员会杨委员长、军特务部驻锡宣抚班白泽班长，会衔出示布告云：为布告事，案据开原区区长蒋留春等呈称，窃属区沼（梁）溪河一带大小鱼池，有一百余只之多，自冬至春，各池户因受兵士下网捞鱼，损失甚重，现值养鱼池户下种鱼苗之时，不能再向池中下网，倘若仍在鱼池捞鱼，则所下鱼苗，必遭损伤，必致池户一年所用工本枉费，私息全无。区长、镇长等悯其所陈确系实情，为此合词环讲钧会，准予转恳皇军司令部宣抚班长，体恤各池户之苦情，慨能布告，杜绝兵士再往鱼池中捞鱼，不胜感激盼祷之至，等情据此，查池塘养鱼，关系池户生计，而保护鱼苗，古有网罟不入鱼池之禁，现值春令下种之际，亟应禁止网捞池鱼，除此令外，合行布告，仰军民等一体知悉，自布告之后，不准再在鱼池下网捞鱼，如敢故违，定当严惩不贷，切切此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军对渔民的袭扰和侵占是十分严重的。
        又据《江苏省无锡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记载，无锡在战事发生以来，“鱼池所饲之鱼，几被盗卖一空，即五六寸者亦几不留，故使鱼产量大减，渔民损失至巨”。从该书对1939年无锡水产损失价值所作的调查，日寇给无锡渔业造成的损失是毁灭性的。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苛捐杂税繁多，接着又生内战，严重地阻碍了渔业生产的发展。加之当时内涝频繁，池塘被淹，渔民销售成鱼常遭强盗洗劫和地痞恶棍敲诈勒索，民国后期大部分养鱼户不但没有赚钱，相反负债累累，养鱼业遭到严重摧残。
        六、梁溪河沿岸池塘养鱼大户实例
        民国时期，随着梁溪河两岸池塘养鱼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一批专业养鱼大户和养鱼能手，他们不仅在养鱼生产经营上赚取了不俗的收益，而且为促进这一区域池塘养鱼专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作出了贡献。这里撷取几位梁溪河两岸养鱼大户和养鱼能手实例，以资证明梁溪河两岸池塘养鱼的辉煌历史。
        （一）养鱼大户严阿来
        严阿来家住老鸦浜，其后代现住梁溪河东端北岸蠡桥社区。严阿来最早时做贩鱼生意，购买本村老鸦船渔民捕捉的鱼，拿到西门街上出售。他自家有只1.2亩的鱼池，就将一些没有被鸬鹚啄伤的鱼寄养在这口鱼池中饲养待卖。随着生意慢慢做大，有了一定的积累，就在丁巷上购买1只8亩地的“桑园池”，并租一只“东六亩”鱼池，从卖鱼转到养鱼又卖鱼上来。1938年，钱巷（今小桃园附近）的一户人家因有其他打算不养鱼了，严阿来又把这户人家的鱼池转租过来，由此严阿来历经十几年时间共有了五六只鱼池，其中在蠡桥下的一只“西牛池”最大，有14亩多。后来随着养鱼快速积累，严阿来拥有自有池和租赁池计百余亩。这些鱼池自家忙不过来还再转租给别人养殖，家里常年雇有3—5个渔工帮忙。
        据严阿来（时年92岁）儿子严希度回忆，他父亲很会养鱼，别人养不好的池塘转租给他家都养得好。“因为我家鱼养得多，每天鱼草十担八担地买，要喂两小船的草饲料。时常还要去购买无锡面粉厂、米厂的下脚糠麸、西门迎龙桥糖坊的糖糟和油坊的豆饼喂鱼。每年5月底要装好龙骨水车，闷热天气必需车水以防鱼浮头。”每到了年底，来自杨舍、后塍（今张家港）等地的人纷纷来到他家鱼池购鱼过年。当时严阿来的名字在梁溪河两岸很响亮。严阿来靠勤劳和钻研养鱼技术，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渐成了养鱼大户。新中国成立后，严家在土改时被评为“渔业资本家”的成分，加之严阿来年事已高，从此不再养鱼了，但其儿子和孙子仍然吃养鱼的饭。
        （二）养鱼大户汤士发
        汤士发家住邱巷，现为河埒街道位于梁溪河南岸的溪南社区。汤士发的父亲自清末民初养鱼，前后延续了四代人。汤士发在年轻时向乡长唐聋甏租赁6只鱼池，有“大出官池” “小错池” “当中池” “外口池” “增泉池” “西眼镜池”和“路头池”共计20多亩，另有1亩多稻田、1亩多桑树田以及1只大船、2只牵鱼船、1只小船和几十片鱼网。至1931年，由于汤家养鱼得法，算是邱巷的养鱼大户。据汤士发之子汤本度（时年89岁）说，那时邱巷有近180亩鱼池、西袁弄有150多亩鱼池、东边的安上和田里三房也有少量鱼池。他说，“这些鱼池区分属各家各户，大家养鱼很辛苦，每天半夜就要起床去察看鱼池，检查鱼池是否发生意外，还要割青草、捞水草、买饵料，一天忙到很晚不得消停。
        “每年五六月份，父亲要捕些花白鲢、草鱼出售，一是解决周转资金，二是适当降低池塘养鱼密度以提高产量，现在叫轮捕轮放。到年底捕捞鲤鱼、鳊鱼、青鱼等品种出售。当时养得好的鱼池亩产可达1000斤，按20亩池塘算可有20000斤左右产出。”汤本度说：“时，有的人家养鱼不喂精料，这种鱼池被叫做‘荒吞吞池’，养鱼风险小，但产量低。我家所需的鱼苗是到东北面的圩田里去买的，有人也摇船到这里来出售自家产的小鱼苗。由于当时租1亩鱼池每年要交纳1石米（150斤）的租金，所以租了鱼池必须养好，如果养不好蚀本，就会倾家荡产。父辈们养鱼压力和生活压力都很大。”
        （三）养鱼大户汤阿荣
        汤阿荣家住荣巷。他家在梁溪河中段北岸的荣巷有几只鱼池合计20多亩，其中最大的一只叫“打官司池”，面积10亩，另一只6亩，再有一只3.5亩，还有一只发鱼花的小池。
        据汤阿荣之子汤良甫回忆，民国时期他家的鱼都卖给荣巷镇的荣家祠堂。当时荣巷的图董是荣福林，后由其子荣子伟接替主办。荣家祠堂每年端午节和冬至节要吃鱼，因为荣家祠堂每到此节都要烧上大锅鱼肉、鱼肠、杂碎汤发给乡邻吃，已成一种习俗。每至此时汤家都要卖给荣家祠堂20—30担青鱼，而且必须是20斤左右一条的大鱼。饲养20斤重的青鱼通常需要3—5年，汤家深感鱼池不够，又租赁了40亩，有“门前大池”6.8亩、“先生池”5.6亩和“沿浜池” “飞南草池”等。最多时汤家有9只池，3只船。汤良甫说，鱼池都是祖上传下来的，是自家的产业。当时买1亩鱼池要270块大洋（银元），一般人家买不起，要积攒多年才买得起一口鱼池。所以，他家那时扩大养殖也只能通过租池来实现。
        汤良甫说，那时他家养鱼，每天凌晨起床就摇船去小渲一带用两根竹竿卷水草，因为早晨的水草上爬有许多蛳螺，是青鱼的好饲料。天刚蒙蒙亮，一船水草就运回鱼池了。每天3只小船早晚轮流出去卷水草，所以一家人十分辛苦。
        那时卖给荣家祠堂的鱼钱是分期付给的。当时荣巷有个地痞，大家都叫他“小长毛”，祠堂买鱼的钱要经他的手才能交到汤阿荣家，因此“小长毛”随时向汤家要鱼，但不给钱。这人因为在社会上作恶多端，后被人用火铳打死了。
        年底都有鱼池清底，为的是保持池塘水深，减少淤积污染。汤阿荣家有一口鱼池叫“打官司池”，起因是汤家在清淤时，淤泥溅到路过鱼池的小渲图董（也是长辈）女儿的绣花鞋上，图董仗势与之吵架，双方只好到荣巷茶馆店“吃讲茶”，后经大家评议，确认汤家无意，图董家只好付了茶钱（旧时，无锡民间流行“吃讲茶”评理，谁输了谁付茶钱），因此被人们叫为“打官司池”。
        （四）养鱼大户丁福庆
        丁福庆原住河埒口泰来岸村，后归属蠡鸿村，今属泰康社区，2015年96岁。旧时，丁福庆家有一只不到1亩地的小鱼池，还是父亲与伯父共有的。后来为了养鱼谋生，又租了3只鱼池共20亩，其中一只叫“南小池”，还有一只在梁溪河摆渡口附近叫“高盘大池”。丁福庆6个兄弟、1个妹妹，因为家中人口多、家境不好，没有大本钱，只有少量池塘养鱼，而且不敢喂养鲤鱼、青鱼等需要用钱购买蛳螺、豆饼等精饲料的，只能以养殖吃草料的草鱼为主。每到清明鱼开食后，全家人都要去割青草喂养，至夏天河里长出水草还要去捲水草喂养。青草、水草一年喂到头，偶尔也喂点豆饼精料。投资多，才会出产多。丁家缺钱穷养鱼，所以产量也低。
        丁福庆还说，河埒口的养鱼人家多，梁溪河北面蒋惠荣自有鱼池十几亩，租池20多亩；蒋阿培自有10多亩，租池10多亩；徐宝度的“下舍墩池”有15亩多；还有老鸦浜的严希度在河埒口大丁村租有些鱼池。
        （五）养鱼能手曹仁法
        曹仁法是梁溪河东段孙蒋村大孙巷人, 出生于1921年，享年74岁。他出身养鱼世家，祖祖辈辈都是养鱼为生。他本人读过几年私塾，后来有了“洋学堂”，大致有初中文化程度。他自小在梁溪河沿岸的鱼池上玩耍，长大后勤于实践、善于学习、肯动脑子，练就了一套“做小鱼”的本领，人称“养鱼丞相”。
        20世纪40年代，曹仁法20多岁，已成长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渔民了。当时渔民去长江边捞鱼苗很赚钱，他已经掌握了做小鱼的技巧。新中国建立后，从单干到农业合作化的集体生产，他一直做小鱼。60年代初，他开始自己搞花白鲢鱼卵人工孵化试验，至1964年掌握了花白鲢人工孵化小鱼技术，就自己在小鱼塘孵化花白鲢鱼苗并得到推广应用。
        河埒口地区养鱼业声名遐迩。60年代中期，上海水产学院的师生们来河埒公社渔业大队常年蹲点实习，实行生产和教学科研相结合，为曹仁法和上海水产学院的师生们一起探讨池塘养鱼技术提供了机会。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他把自己几十年来从生产实践中积累的养鱼经验一一讲出，由郊区水产部门专业人员帮助整理，于1983年先后编写出版了《八字精养法》《池塘养鱼操作技术》两本技术书籍，创造了渔民写书的范例。这两本书后来成为郊区及河埒乡养鱼技工培训学校的教材。这个学校后来面向全国各地培训养鱼技工，仍使用这两本书进行教学。
        《池塘养鱼操作技术》共五章约7万字。内容要旨有：鱼池结构；池塘养鱼工种、季节；鱼类生长年龄规格；鱼类繁殖各阶段；四大家鱼的繁殖简介；四大家鱼发花过程；一龄池培育鱼种技术（含非洲鲫鱼暖房过冬）；300亩新开鱼池规划；内塘养鱼“八字精养法”（水、种、饵、密、混、轮、防、管）等。该书内容详尽，紧贴实际，具操作性，采用这两本书培训的技工回去后一般都能独立开展养鱼生产。
        （六）养鱼能手沈林艺
        沈林艺（1922—2009），郊区河埒公社泰康村人，出身养鱼世家，16岁时就和祖父、父亲一起养鱼，祖辈的言传身教加上自身勤奋好学，20岁时便在河埒口一带渔民中小有名气。28岁时（1950年）他养的成鱼池亩产就达 1000 多斤，30 岁时（1952）就被无锡市人民政府评为“全国养鱼丰产户”。南京大学生物系师生、太湖渔业技术指导站等单位曾专门组织人员和他一起总结养鱼丰产经验，请他到大学给师生们讲课。1958年农业合作化后，他所在的河埒公社渔业一队开展引进非洲鲫鱼越冬试验，即是由他负责试验成功的，因此获无锡市科委推广奖；在开展的2.5亩高产试验池（静水养鱼）饲养中，他连续 3 年取得亩产超 2500公斤的新纪录，又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从1982 年至 1984 年的 3 年间，他又创造了亩产3000公斤的新记录，其中1983年亩产高达3151公斤，创造了国内静水养鱼的最高记录。沈林艺因养鱼成绩突出，在1984年、1986年、1987年先后三次被评为无锡市劳动模范。

        沈林艺不仅养殖成鱼是能手，“做小鱼”的技术也是佼佼者。民国时期他便是河埒口一带“做小鱼”的一把好手，人称“四双眼睛”。做小鱼是从鱼卵孵化到养成鱼苗的统称。渔民从长江捞取刚孵化出状如孑孓的幼苗称“小花”，运回来放在池塘网箱里养至1厘米长的幼鱼叫“夏花”，再养一段时间长成一寸（1寸≈0.33尺）左右的鱼苗，是花白鲢鱼苗便可投放到成鱼池饲养，是青鱼苗则需再养2—3年，长至2—3斤后方可投放成鱼池饲养。沈林艺擅长的技术活是把“小花”喂养至“夏花”，这一阶段养殖技术要求非常高，因为“小花”非常脆弱，不仅每天要喂豆浆精料，而且要细致把控好水质，防止病害，稍有不慎，便会大量死亡。这不仅导致半年辛苦付之东流，而且会使当年的成鱼养殖因缺苗而打水漂。所以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埒口一带成鱼池主们买了“小花”回来后，大多委托他喂养。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河埒大队的养小鱼活也一直由他负责。
        （七）养鱼能手丁锡金
        丁锡金，出生于河埒口泰来岸世代养鱼家庭，1916年出生，享年74岁。他由于从小处于良好的养鱼环境和有较好的家庭收入，从小就爱学习的他对养鱼技术耳濡目染，长大后很快就在养鱼技术上有了出色表现。
        民国时期，无锡地区池塘养鱼业发展较快，但青、草、鳊、鲢等鱼苗十分紧缺。渔民在没有掌握人工繁育鱼苗技术之前，每年清明鱼类繁殖时节，有能力的渔民都要驾船到长江九江段去捞长江里自然繁育的鱼卵。民国晚年，已长大成人的丁锡金每年清明前后必去长江九江边，住宿一两个月，去捞取鱼花回来做小鱼。一来二去，连续多年去长江边捞鱼花的丁锡金凭着自己独有的毅力和悟性，逐步总结掌握了长江水域地段、围栏捕获鱼卵、小花运输换水、放塘精养、小花品种识别与计数等全套做小鱼的经验技术。当时能掌握这些技术的渔民，在河埒口一带渔民中并不多见，沈林艺、丁炳文、丁爱仁和他是其中最出色的4位，当地渔民把这4位称为做小鱼的“四双眼睛”，意在夸赞他们眼力强，鱼卵刚刚发花时就能识别鱼的品种。
        丁锡金做小鱼除一般人掌握的技法外，还有一个绝活，就是用碗从江水中舀一些有小花的水，他用鼻子一嗅、眼睛一看，就能敏锐地说出碗中有什么鱼品种、多少数量以及鱼品种的优劣。多数人称奇，但也有人不信。为此，他身边渔民曾对他进行过一次测试，从有小花的江水中随意舀一碗水请他辨认，结果他一一报出碗中鱼苗品种来，而且十分准确，一时传为美谈。出名后的丁锡金从民国晚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主要从事做小鱼技术活，为家庭增收和农业集体化渔业生产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一位德高望重、才艺高精的做小鱼土专家。
        晚清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梁溪河两岸的池塘养鱼已形成不少养鱼大户和养鱼能手，因时间较长、考证不够，目前所知不多不全。这里记录的仅是能够访问到的几户人家和几位民间公认的养鱼能手。尽管生产经营情况和个人资料不够全面详细，但从这些养鱼大户生产经营大致情况看，梁溪河两岸的池塘养鱼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