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是我国作为一级政权和集体组织的政社合一性质的统一名称，其职级和管辖范围开始时并不统一，有市级人民公社、区级人民公社、乡镇级人民公社，后逐步统一确定为乡镇级人民公社。我国在1956年基本实现了集体公有制的高级农（渔）业生产合作社基础上，于1958年9月起在全国农村基层普遍建立起人民公社组织机构。当时把这一机构作为迈向“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目标的起始点，誉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全国广大农（渔）民行走在这座“金桥”上，直至1982年我国修宪取缔人民公社制，历时24年。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期，我国即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和农业、工商业、手工业改造）、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等政治运动。时至1958年，党中央和毛主席针对当时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经济形势，提出了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的目标要求，并于这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总路线的指引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又相继发动了“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中央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三面红旗”来统领指导一切工作。

        一、“大跃进”时期的渔业

        1958年5月，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传总路线，以推动《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实施。社论说，“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对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指标“要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同时社论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像蜗牛一样爬行……”。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引导和舆论氛围中，“大跃进”在全国风行起来。（《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在中央提出的“三面红旗”号召鼓舞下，全国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9月7日，无锡市第一个人民公社在东亭成立。到9月23日，仅仅过去16天时间，无锡市（当时全市农村地区属无锡县管辖）42个乡合并成立了39个人民公社，似乎一夜之间全部跨入了人民公社。其中原郊区除青祁乡与梅园乡合并成立“太湖人民公社”外，其余各乡都沿袭原乡区域单独建立了人民公社。

        据1954至1957年担任郊区区委副书记的胡震生回忆说：“郊区初级社的寿命很短，大多数初级社成立几个月就被上级要求成立高级社，甚至有的农村还没有成立初级社就直接成立高级社。在无锡，建立人民公社没有办过试点。对于郊区渔民来说，他们绝大多数在分别参加初级社、高级社后，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与农民一同过渡到了人民公社组织，或分属在专业渔业生产队，或与农民混编在农业生产队。”

        （一）“大跃进”时期的捕捞渔业

        1958年10月，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江苏省将太湖流域的湖东、湖中、湖西（无锡、宜兴、武进）3个水上乡16个渔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震泽县太湖人民公社”，社址设在苏州东山陆巷，统一管理全太湖的渔业。该社将散布在苏、锡、宜、武、常各地的网船渔民都赶到东山停泊。当时，散泊在无锡的南方泉、华庄、军嶂、大浮、石塘、五里湖、马山、胡埭等处的网船渔民都被赶去。新成立的人民公社按军队建制组成五个营：一营是大中渔船生产，二营是背网渔船生产，三营是大钩船生产，四营为集中各类杂工具船生产，五营是从事岸基农业生产。全公社拥有渔民12548人，捕捞渔船2141条。公社起先组织安排渔民在苏州挖鱼池作鱼种养殖场，搞“大兵团作战”，挖池塘劳动时一律不准渔民进湖捕鱼。挖了两三个月后，即安排渔民进湖捕捞雌性鲤鱼和鲫鱼，投放鱼种池中饲养。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使习惯分散作业的渔民很不适应。把来自于苏、锡、常、宜、武各地的渔民集中在一起，脱离了原来熟悉的湖中渔场和河港沟汊，脱离了各地沿湖沿河的鱼市场，很快暴露出捕鱼难、卖鱼难等一系列的问题。到1960年出现全国经济困难时期，渔民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不仅捕鱼难度更大，而且发生了部分渔民吃不饱肚子的严重生存问题，于是部分渔民各自偷偷逃回到了原先熟悉的捕捞和停泊地，由此成立不久的“太湖人民公社”名存实亡。

        1961年，无锡又将境内36个人民公社里零散的捕捞渔民（主要包括从苏州太湖人民公社自发返回无锡的渔民在内）统一组织起来，建立“梁溪人民公社”，公社办公地点设在仙蠡墩，下设36个生产大队，约拥有1000多渔民、200多条渔船。成立初始，即组织渔民将无锡境内的10.66万亩河道湖泊与外市邻县交界处分别设置拦鱼设施，在市内水域搞所谓“大联合养鱼”。这种脱离实际的养鱼捕捞方式，维持不到两年，即因为渔民反对、生产不成功而告终。

        （二）“大跃进”时期的养殖渔业

        1958年1月，郊区筹建区属国营水产养殖场，并把太湖鱼种试验场并入该场。3月3日至10日，国家水产部在无锡太湖饭店召开淡水养鱼技术交流会。会上，郊区渔业战线发出了“向全国兄弟市、县开展内塘养鱼高额丰产竞赛倡议书”。

        1958年9月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时，郊区在河埒、溪南、梅园3个公社的2800多亩连片鱼池区，建立15个养鱼专业队和16个渔农混合队，有养鱼劳力1433人。另将零散的1000多亩鱼池和就近的粮田、桑田一起分别建立17个渔农生产队，有渔农生产劳力1700多人。这些渔业生产队包括渔农混合生产队均归所在的公社及农业大队领导管理。每个专业养鱼生产队规模，一般有30—40家渔户，经营100—150亩鱼池、多者200亩以上。渔农混合生产队情况则多种多样，有以种田为主、辅以养鱼的；有养鱼、养蚕占大头，种田则不多的。
        “大跃进”期间，郊区养殖渔民的生产有成功进步，也有劳民伤财的做法，可谓喜忧参半。例如，1958年河埒公社联合大队渔民周荣德初试稻田养鱼并获成功，成为当时推广稻田养鱼的先行者，显示了渔民的开拓创新精神。又如1959年11—12月，郊区在梁溪河两岸的鱼池区，打乱原来的生产建制，成立渔业营搞大兵团作战，要求渔民生产行动战斗化，每天铺盖随身带，不分白天黑夜，只要哨声一响立即起程，赶赴指定地点劳动。同时，大办集体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给每个劳力每月分别发6至8元不等的“工资”，要求家庭使用的铁器包括做饭的铁锅在内的生活必需品拿出来大炼钢铁，为完成当年全国1070万吨钢铁添砖加瓦。再如1960年6月，又成立区一级（实际上相当于乡级）的渔业“太湖人民公社”，受无锡市农副业局管辖，打乱了原有的生产组织体系，挫伤了渔民的积极性，也终因不成功不久便解散。
        二、“五风”漫延及其被制止
        “大跃进”运动发起后，全国各地热火朝天。各地本来是为了借助集体的力量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但是很快演变为不顾客观条件、争相推动农业合作社向更高级形式过渡的运动。中央为此发文提出全面推行并社的意见，认为合作社的公有化程度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小社并大社是“农业大跃进”的有效实现形式。由此许多地方试图通过并社来解决统一规划、集中劳力、集中物资和资金办大事的问题，包括解决小社缺乏有能力的干部等管理上的问题。“大跃进”逐步脱离实际，冲昏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全国一度出现了“浮夸风” “瞎指挥风” “共产风” “命令风”和“特殊风”的5种不良风气，可谓风起云涌、狂风大作。这种“五风”现象，同样在郊区漫延迅速，危害很大。
        （一）浮夸风
        各级层层加码下达高指标，到处“打擂台” “放卫星”。河埒口附近的鱼池大搞“卫星池”。不准私人养猪，搞集体“百头猪场” “万头猪场”。鼓吹“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亩产起码3000斤。（《郊区党史专题资料》，2004年2月编写，第3页）1958年3月，郊区渔业战线在“全国淡水养鱼技术交流会”上发出的《开展内塘养鱼高额丰产竞赛倡议书》中，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产指标。无锡市委在给1957年高产单位颁奖会上，郊区8个公社联合发出响应常熟县23个公社“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应战书。会后郊区每季度开展“大跃进”检查评比，先进的发“火箭”红旗，后进的发“黄牛”白旗，对虚报高产的单位不是批评，而是给予肯定表扬。
        据渔港乡老渔民夏金度回忆，“大跃进”时，干部要求渔民“放卫星” — —两条船（即高踏网渔船必须两条船配对作业）每天捕捞1000斤鱼。这种捕捞量当时不可能做到，只有在梅鲚汛期才难得有两条船捕到千斤左右。当时干部还要求渔民日夜捕鱼，不能休息，下雷雨也要出去捕，完不成任务就大会批评，对此渔民们压力很大，也曾因为天气不好出去捕鱼而发生翻船事故的。当时没有收音机，听不到天气预报，渔民除凭经验预测外，无法预知天气状况，若遇大风雷雨天找地方躲避根本来不及。

        这年4月，郊区掀起办工厂热潮，要求全区上半年创办200 家工厂。至7月，无锡市召开“水稻双千斤，蚕茧100斤，全国夺冠军”誓师大会，参会者 2.1万人，并开展“打擂台”活动。南站公社摆出了水稻亩产9000斤的擂台，华庄公社摆出亩产1万斤的擂台。无锡县委给喊出高产指标的单位发奖。面对这些公社提出的高产目标，当时郊区区委副书记胡震生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一个公社水稻平均亩产经常在560斤左右，对于土质好、肥料足的田亩可以产到800斤以上，而差一些的田亩产量无法达到560斤平均数。胡震生结果被批判为“右倾保守”。
        2016年4月，原青祁乡（后蠡园公社）长桥大队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徐学震（时龄85岁）回忆，当年郊区搞“太湖大会战”，要求水稻亩产2000斤，这是不可能的。其实郊区农业亩产量在20世纪50年代很低，1951年全区平均500斤，1952年丰收年仅有610斤。汪阿荣互助组的53.11亩农田平均800斤是当时单产最高的。时任郊区副书记的胡震生是无锡本地人，工作生活在基层，掌握农村实际情况，他说那时亩产1000斤从来都没有达到过，双千斤怎么可能！当时担任蠡园公社长桥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的沈泉昌说“亩产1万斤，绝对不可能，完全是胡说八道！”结果他被划为“促退派”，遭到了批斗。但他不买账，说自己是个农民：“你再斗我，我也只是从地面的芦菲上滚到平地上。人总要凭良心说话做事！”郊区当时为了反右倾保守，指定抓了像沈泉昌这样的10名所谓“右派”当典型批判。胡震生对此反对，结果也被打成“右派”。此时有许多人同情他，结果又抓了40个与他有相同想法的“小胡震生”开展批判。
        （二）瞎指挥风
        “大跃进”时期的瞎指挥是很普遍、很厉害的。当时，苏州市、无锡市及郊区在渔业生产管理中出现瞎指挥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划频繁调整，把无锡郊区农村一度划归苏州专区管辖，随意变更乡与村之间的隶属关系，有的仅一年半年即多次合并拆分；二是在渔业公社成立“鱼苗鱼种指挥部”，抽调全区数百条渔船在太湖的白浮山、消夏湾、席家湖、毛歧等地开挖鱼池，让渔民从太湖中捕捞鱼苗，要求每天上报进度以亿万尾计算，但实际捞的都是小杂鱼，不能养殖；三是在公社成立“耥螺蛳指挥部”，让渔民停止捕鱼去耥螺蛳，按上缴螺蛳的数量发“肥料粮”，导致沿太湖主要港口堆满螺蛳，既没有下田作肥料，又因为腐烂奇臭无比并遍地螺壳；（引自《太湖渔业史》，江苏省太湖渔业生产管理委员会主编，1986年印本，第60页）四是搞大兵团作战，把锡、宜、武、常各地分散的大小网船强制集中到苏州成立太湖渔业公社，还要求渔民违反一般无风不捕、大风不捕、雨天不捕、夜间不捕的行业规矩，倡导渔民无风也要进湖捕鱼，帆船无风行不动，就让渔民在岸边用绞索牵引。要求渔民夜间捕鱼，并派人巡检渔船停泊地，督促渔民夜间进湖捕鱼，不少渔民无奈将船藏起来；五是开展大炼钢铁运动，要求渔民将船用的铁锚、铁链交出去炼钢，改用竹篾作绳索代替铁链，同时要求渔民每户只留一把菜刀、一把汤勺等铁制炊餐具，其余都要上交炼钢。各大队成立食堂，社员口粮由食堂集中保管，供应一日三餐。农渔民户户“无隔夜米”，每天拿餐具去大队食堂按人领粥，当时的口号是“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从1959年起因为天灾人祸，粮食作物连续3年减产，口粮供应不上，加之公共食堂管理不善，浪费严重，导致大家长期吃不饱，许多人患了浮肿病，还发生不正常死亡。此外，由于农村干部文化低，还有些文盲，因而头脑简单，对上级精神理解肤浅、甚至曲解。例如把高指标、高产量与“干劲足”等同起来，把“卫星”放得高表示干劲足；又如要求农民在耕种上深翻土地3尺以上，等等。
        （三）共产风
        当时把人民公社概括为“一大二公” “一平二调”：“大”，即规模大，全国平均每个公社有4797多户；“公”，即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所谓“一平二调”，是将几十甚至上百个经济条件不同、收入水平殊异的合作社并到一起，将其土地、耕畜、农具及其它公共财物收归公社统一核算和分配，将社员自留地、自养畜禽、林木和重要生产工具等无代价收归集体，说是“消除私有制残余”。同时将一些国营商业部门的基层机构下放给公社管辖。当时无锡郊区有一种流行口号：“抛掉祖产，集中吃饭，建造高炉，大炼钢铁”。（《河埒乡史》，本书编写组编写，1983年印本，第178页）以上种种做法，就是集体共了个人的产，穷社共了富社的产，公社共了国家的产，上级政府和公社大量无偿占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力，甚至私人房屋、农具和家具。对此，毛泽东后来批评“共产风”是“贫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81页）
        这种“共产风”使渔民深受其害。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3年期间，太湖渔业公社集体占用民房104间，拆除26间，占用渔民船只93条，无偿拆毁渔船50条，使35户渔民成为无船户。同时平调渔民财产16笔，计有84000元，渔民私有财产和渔业生产遭受损失。（《太湖渔业史》，江苏太湖渔业生产管理委员会主编，第61页》）这种共产风在郊区也是甚嚣尘上。据郊区《党史专题资料》（无锡市滨湖区史志办公室主编，2004编印，第5页）记载，1958年9月至1959年2月，郊区范围无偿平调集体和社员的财物价值折合人民币48.5万元。还有在梁溪河沿岸地区，不顾各公社大队之间的生产条件差异，打乱原有生产秩序搞大兵团作战，成立“渔业营”，大搞联合放养，大捕天然鱼苗，严重挫伤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
        （四）命令风
        从1958年到1961年期间，全国各地推行军事化管理方法领导经济建设。郊区也不例外，在渔业生产和渔民管理上推行部队管理那一套。除上述推行大兵团生产外，在农渔民上工时要求排队点名；青壮年男女都要集体住宿；上级下达任务要求都带命令性质，等等。朴实的基层干部和农（渔）民多会服从，即便有的干部明知不对，也敢怒不敢言，绝大多数采取“顺杆爬”的态度应付。
        据华庄街道农联社区老渔民冯纪兴回忆说：“渔民从小常年盘腿坐在小船上干活，许多人养成了罗圈腿，走路不利索。可‘大跃进’时，生产队干部叫我们与农民一起挑担干活，不去不行，这是命令，渔民们不仅无法挑过农民，而且有苦说不出。”
        1958年秋播时郊区各公社领导要求深翻田地，麦埨深不满0.8—1尺（1尺≈33.3厘米）、宽不到8尺不下种，苦得社员们夜以继日深翻做埨，当时叫“鏖战”。在这种日夜连着干的日子里，南站公社有个农民因体力不支，又吃不饱，结果上吊自杀了。对此，当时有个年轻的公社干部在大会上还批评说“对抗‘大跃进’” “死了白死”。当然，这名公社干部后来受到了党纪处分。
        在事无巨细都要“大办” “特办”和高指标的压力下，当时郊区基层干部普遍产生了急躁情绪，出现作风粗暴、态度生硬，甚至少数干部对群众动辄批评训斥、重则打骂的现象，造成干群关系日益紧张。
        （五）特殊风
        “大跃进”时期，由于各种物资匮乏，加之集中劳动、昼夜不分、吃饭定量吃不饱、劳动大忽拢、平均记工分等等，广大农（渔）民的衣食住行样样都受生产队长、大队长和公社干部的约束，没有一点自主权。而这些干部则集中了群众哪怕很小事情的权力以及财力、物力，从而助长了一些干部搞特殊化，出现了利用职权多吃多占集体粮食和财物、“三支一宕”（借支、预支、超支、宕账）等严重问题，使大队、生产队集体资产损失亏空，群众对此非常不满。
        （六）“五风”的发现及其被制止
        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全国一窝蜂“放高产卫星”；不顾条件大炼钢铁；搞集体大食堂；许多农村地方发生杀牲口、砍树、藏粮等不正常现象；有的地方遭灾欠收后仍谎报高产，被多征购粮食，导致饿死人；有的地方匆匆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甚至把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等等。

        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觉察并努力纠正运动中发生“五风”的领导人。为此毛泽东带头自我反省，他在一次会议上坦率而幽默地说“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一个冒失鬼” “只有九年，就起野心” “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见《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515页）。接着，中央召开两次会议，研究制定了《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简称“十二条”），确定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都是独立核算单位，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求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以纠正“五风”。
        1959年4月，毛泽东又写信给全国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信以“商量”的口气讲到当时全国农村广泛发生的六方面的问题：一是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二是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 “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商量决定”，“上面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三是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四是“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个远景计划，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 “目前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同时实行”；五是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这几年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六是讲真话问题，“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 “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页）毛泽东的这封信对纠正全国“五风”起了震聋发馈的作用。
        1960年冬天，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印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进一步从宏观层面和政策层面对国民经济和人民公社建设作出整顿安排。1961年3月，中央又制定印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村六十条”），全面总结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具体明确人民公社在生产、资产、销售、分配等方面的政策规定，较好地纠正了“一平二调”、瞎指挥、高指标、干部特殊化等存在的问题。但是，文件仍然肯定“总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正确的，没有认识到运动的“左”倾问题，只是起到在“左”倾道路上有所降温和向共产主义“穷过渡”的刹车作用。加上当时基层干部限于文化政策水平，不能全面准确理解中央精神，人民公社中暴露的一些具体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38页）
        在中央文件精神的指引和省市工作部署推动下，郊区各级开始认识到了“五风”的危害和原因，并进行了认真的整风纠正。针对干部特殊化发生的贪污侵占集体财产问题，对公社、大队、生产队资产账目进行查账清账，对发现干部侵占贪污的要求经济退赔；初步调整公社内部的管理体制，将公社统一经济核算权下放给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土地、劳力、农具、耕畜四固定，上级不准随意调用，以健全分配体制；深入贯彻“农村六十条”精神，划小社队规模，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分配和个人按劳分配的原则；调整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方便农民交易购物和市场补充作用；恢复郊区为城市服务的功能，增加蔬菜种植等供给能力。
        在这一轮的整风整社中，无锡除按中央有关文件要求改进工作、健全制度外，特别注重清理账目和经济赔偿。对在刮共产风时期无偿平调渔民的93条渔船以及无偿拆毁的50条渔船，经评估作价共计84万元，按照“谁调谁退谁赔”的原则，逐级退赔，并对涉及到的53户无船渔民作了妥善安置。同时，针对1958年在苏州成立太湖渔业人民公社（渔民大集中）中的遗留问题，于1961年10月初，在省林特产厅派人调查的基础上，由苏州地委、镇江行署专业局以及无锡、吴县、武进、宜兴等县相关部门派人参加，在苏州联合召开调整太湖渔业管理体制工作会议，作出了改变太湖渔民大集中的人民公社制，尊重渔民意愿，允许渔民在传统属地参加人民公社组织。由此，无锡市太湖区（郊区）渔业公社成立，并协助渔民陆续从苏州返回无锡生产生活。据统计，包括无锡、宜兴、武进等地在内的渔民有200多户返回到了原来住地。 （见《太湖渔业史》，江苏省太湖渔管会编，1986年印本）

        在1958年5月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热潮，由于实行“左”倾错误路线，加之遭遇自然灾害，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受到严重挫折。为了总结“大跃进”3年来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于1961年3月制定出台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村六十条”）。1962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发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仍简称“农村六十条”，从1963年1月起正式施行），同时出台了《关于加强渔业生产的指导意见》（简称“渔业三十条”），由此终结了由“共产风”导致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相混淆的现象，明确了农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的原则。这种体制一直沿用到1983年3月撤销人民公社体系，公社改称乡、大队改称村、生产队改称村民小组为止，历时近20年。在此期间，无锡郊区渔民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亦称“四清”）运动（1963—1964）、 “文化大革命”运动及连家渔民上岸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66—1976）和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3个阶段。
        一、 “四清”运动中的渔业
        “四清”是指：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清运动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教育，所以在许多党的文件和历史书籍中，都把“四清”等同于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这场运动是中央根据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统一部署开展的。时间从1963年至1966年，历时3年。这是继“大跃进”运动后，在农村开展的又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
        1963年10月8日，由无锡市副市长张伯侠、江苏省水产局副局长米文远、处长潘一和以及太湖区委副书记吴钊、太湖公社书记陈立松等5人组成领导小组，并从省属水产单位、重点渔区以及无锡等地抽调200多人，组成面向太湖地区江苏各渔业公社的“四清”工作队，在渔民中开展“四清”运动。 根据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精神，这次“四清”不仅是原来提出的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四清”，而是要突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新四清”，主要任务是划清界限、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帮助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提高阶级觉悟、整顿思想作风。按照任务要求，这次运动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展开：一是报告动员，学习文件；二是回忆对比，揭开盖子；三是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民主退赔；四是加强组织建设，提高思想认识，进行革命前途教育。1963年10月8日至1964年4月16日，由“四清”工作队派驻46名队员到太湖渔业公社开展试点工作。1963年11月5日至21日，太湖渔业公社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在渔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全面派驻“四清”工作队到各生产队等单位。由此全面拉开了渔业公社的“四清”运动。
        太湖渔业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分原始记录保存在无锡市滨湖区档案馆。这里摘录全宗号1·目录号1·卷宗号31的当时区委副书记吴钊在召开的渔业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所作动员报告的一段内容：
        
        从初步揭发材料看，1961年以来，渔业公社在谣风、鬼风、单干风三股黑风的袭击下，大约损失了15万多元，平均每户损失近300元，致使集体和个人多年积累一下子花光。去年（1962）蒋介石集团企图反攻大陆期间，谣风四起，阶级敌人散布了大量的变天思想，群众听说“时局不好，人民币勿用了”，都人心惶惶，大吃大喝，乱买东西，有的将存款花光，有的借钱挥霍。在壬湖大队，因谣风被借出的钱有5000元，又向国家贷款9000元；内河大队女社员周XX将积蓄6年的400元，从银行全部取出，花120元买了一件皮衣、花80元买了3条被单，剩下的200元塞在屋檐上被老鼠啃烂；市属大队钓钩生产队徐XX，约请火车站的汽车驾驶员，坐小轿车到梅园饭店、聚丰园、中国饭店等高档菜馆吃过6顿，共花掉466元。该大队副大队长杨XX带领渔民跑到上海国际饭店大吃大喝；宪光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沈XX，带了190元到上海游玩，回来只带了一只热水瓶、一只口琴、一斤半饼干，其余全部花光。在变天思想影响下，许多人不问贵贱，不管有没有用，见什么买什么。美湖大队杨XX，一次买盐30斤、酱油20斤；内河大队杨XX，花130元买10斤桐油；建新大队殷XX，花650元买一两黄金，花195元买一件旧的皮大衣。
        近两年来，牛鬼蛇神也一起跑到渔船上来了，刮起了一股鬼风，算命、问卦、排八字、请师娘、替小菩萨装金、做道场以及巫婆、神汉活动等，普遍盛行。这些封建迷信活动，使许多人受了骗、上了当、花了钱、甚至丧了命。壬湖大队社员在支部书记陆XX带领下，于今年（1963）阴历七月半，成群结队去浙江湖州烧香拜佛，耽误生产，浪费钱财。有不少生产队恢复了“老堂”（即搞迷信活动的场所），甚至有的生产队建立了“新堂”。宪光大队前年来了一个算命先生叫“张仙人”，支部书记沈XX等6名大队干部一起与其吃喝带头算命。从此张在全大队取得了群众信任，就利用渔民的迷信思想和落后习惯，装神弄鬼、算命打卦骗去700多元。社员许XX，迷信“画符消去晦气”，花钱消灾丧了命。
        单干风累禁不止，建新大队有个反革命家属沈XX，1960年5月，将一条早已折价归公的渔船倒算了回去，并将住在这条船上的贫苦渔民沈XX全家逼得无处安身，而且还霸占一扇头蓬、赖掉60元旧帐。市属捕捞队的周XX用渔船搞长途贩运，勾结武进县滆湖养殖场和常州水产公司的干部，盗卖棉纱40包、桐油30斤、苎麻180多斤，并与无锡市中央大戏院资本家合伙贩卖黄金，谋取暴利1000多元。市属捕捞队有一渔户私设地下网厂，自产自销。徐巷有一家地下鱼行，用小恩小惠引诱宪光大队部分干部、社员，经常进行瞒产私分私卖，仅1963年8月就私卖800多斤鱼给徐巷的地下鱼行。运输队以克扣斤两、多报损耗的手法盗窃鱼货，进行贩卖谋利，美湖大队去年（1962）10月包产3370斤鱼，结果只完成1905斤，平均每户47斤，日产只有1斤半，全被地下鱼行搞去了……这样，渔业公社的集体经济基本被蛀空了，现在名义上有大队、生产队的组织，其实集体经济的成分已经很少看到了。
        在渔业公社党内和干部队伍中，不少党员干部阶级观念模糊，立场不稳甚至丧失立场。“有些干部和阶级敌人混在一起吃吃喝喝，称兄道弟，结认寄亲（即认干亲）。全公社28名大队干部中，就有10个干部认了寄亲，其中有5个支部书记认了四类分子本人或其家属做寄亲，生产队干部中与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迷信头子、资产阶级分子结寄亲的就更多了。内河大队一名大队干部不问贫苦渔民的疾苦，却和阶级敌人混在一起吃吃喝喝，受贿收礼，接二连三地提拔反革命家属殷XX、殷XX和其它坏分子当了大队、生产队干部；还有一个大队12名干部中有3名是反革命家属、1名是四类分子，操纵大队领导权，为所欲为，欺压群众。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革命意志动摇，1962年夏秋以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谣言在干部群众中传播，壬湖大队有个干部信以为真，将银行存款全部取出，花了500元买了4只金戒指、花200元买了件皮衣服。有个大队以借支的名义，将大队的公共积累几乎全部分光。宪光大队有两个大队干部借支达2300元，打算国民党一来就逃跑。有个大队的6个生产队中有4名队干部准备逃跑。

        从区委副书记吴钊在“四清”动员报告中列举的种种问题看，真实清楚地记录了当时渔民和渔业干部中的思想状况和生活状况。针对上述这些情况和问题，“四清”工作组采取依靠贫苦渔民和渔工，巩固团结一般渔民，利用、限制、改造渔业资本家的基本策略，在渔民中开展回忆对比、诉苦思甜活动，使渔民普遍增强了恨旧社会、爱新社会，恨个人发家、爱集体经济的思想。
        紧接着，工作组围绕谣风、鬼风、单干风的三股黑风，进行排重点、抓尖子，着力追根究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擦亮群众的眼睛，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公社党委委员、副社长唐一民说：“通过排查，认识到自己缺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我们嘴上讲的是社会主义，屁股已坐到资本主义的板凳上去了。再不教育，过几年我们就不像党和人民所希望的一名干部了。”为了扫除鬼风，工作组特地派人到宜兴把“张仙人”带到渔业公社，让他当众坦白交待自己装神弄鬼蒙骗渔民的花样。通过这个活教材，干部群众得到了启发教育。
        在此基础上，社教工作组又按计划部署“查上当、放包袱、民主退赔”阶段的任务。其基本做法是：大会动员，树立样板，一放到底，逐级帮助；再放再帮，放深帮透，讨论退赔政策，制订退赔计划。公社各级干部和广大渔民经过从务虚到务实、从教育到检讨的教育过程，原来一些顶牛不承认错误的干部，开始承认了错误。例如，内河大队支部书记华志浩同志在运动开始时否认自己与阶级敌人认寄亲，经过教育后承认了错误。例如，建新大队长沈士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放下了一批包袱，其中包括贪污外流户口粮1153斤这样的大包袱。再如，市属大队大队长袁和森，一直不肯主动交待问题，在事实面前仍百般抵赖，企图蒙混过关。经过再三动员和帮助，终于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其中包括贪污集体款627元这样的大包袱。

        通过教育有问题的干部放下包袱以及树立放包袱的典型，引导有问题的干部一放再放直至彻底放，推动了运动向纵深发展。据统计，全公社有86名收购站、大队、生产队干部共放下大大小小包袱1580个，平均每人18个多。其中：属于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阶级路线等方面的政治包袱456个，占包袱总数的28.72%；属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借支挪用、多吃多占等方面的经济包袱916个，占包袱总数的57.6%；属于官僚主义、本位主义、腐化堕落等方面的作风包袱208个，占包袱总数的13.68%。比较而言，这三类包袱中，政治包袱放得比较彻底，作风包袱放得尚好，经济包袱放得较差。
        鉴于此，工作组又分头找一些错误大、顾虑多的干部个别谈话，进行深入教育，促使一直有顾虑的干部彻底放下经济包袱。通过不懈工作，一些有顾虑的干部进一步放下了包袱，据统计主要有：多吃多占粮食286斤，豆油147斤，糖605斤，香烟3561包，酒383斤，鱼5300余斤，布647尺，针线券414尺，红绿券9951张，借支挪用公款19450元，私卖鱼货137290斤，贪污盗窃粮食1602斤、布票342尺、人民币2260元，投机倒把计人民币2138元。可能实际存在的问题远不止这个数字，但通过一放再放包袱的工作，所取得的放经济包袱成效是明显的。
        根据“四清”工作放包袱和民主退赔的规定要求，社教工作组和群众积极分子一起讨论退赔方案，制订出台退赔工作计划和处理经济包袱的政策规定。尔后，召开大会进行退赔动员，由犯错误干部初步拿出退赔计划，交给群众评议通过。这种实打实、硬碰硬的退赔规定和要求，对退赔干部触动很大。在一次退赔评议会上，有5名干部当场脱下手表，作价退赔。到会的群众反映强烈，认为过去干部空检讨，事后还是老一套。这次检讨又退赔，干部一定能改好。于是在公社掀起了多吃多占干部退赔高潮，实现了运动既定的退赔目标。
        通过对谣风、鬼风、单干风三股黑风的揭露和批判，通过“四清”后期的革命前途教育和当前形势教育，通过对“四不清”干部的排查、放包袱和退赔工作，渔民们对发展集体经济的信心增强了，思想觉悟明显提高了，干群关系又融洽了。那些放下包袱并退赔的干部更是觉得一身轻松。有位干部说，有错就改，挺直腰干，鼓足干劲继续革命。
        至1964年初，在捕捞渔民“社教”运动后期，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即是划分家庭阶级成分（因捕捞渔民没有参加1951年土地改革，需补上这课）。根据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在捕捞渔民中划阶级成分主要分雇工、贫渔、中渔、上中渔、封建渔业主、富渔、渔霸，其主要依据是每个家庭解放前后各3年的资产（主要是船和网具）价值以及有无雇工和雇工多少来确定。通过渔民自报、群众评议和工作组审定三个环节开展划分评定工作。渔业公社捕捞渔民绝大多数被评为贫渔和中渔；被评为渔霸的是吴三喜；被评为封建渔业主的是冯荣根；被评为富渔的是蒋火根，因他家有船而劳力不足，雇了几个工人，当时叫雇工剥削，所以评为富渔户。对此，当时有被评为中渔的家庭感到合法不合理，认为捕鱼忙不过来，找一两个帮工是正常的，说不上剥削。同年4月，随着划分家庭阶级成分任务完成，捕捞渔民“四清”运动随之结束。
        养殖渔民和当地农民混合居住，行政建制也和农村生产队融为一体，分散在各个大队，所以养殖渔民的“四清”运动与郊区农民同时开展。从时间上看，养殖渔民的“四清”运动开始时间要比捕捞渔民迟些。这次在养殖渔民中开展的“四清”运动，以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为政策依据（俗称“四清”二十三条），步骤和做法与捕捞渔民基本相同，主要任务是解决干部中存在的四不清问题、纯洁干部队伍、缓和干群紧张关系、开展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教育，坚定地与“四类分子”划清界限（“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当时作为敌我矛盾），增强干群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信心，促进农（渔）业生产发展。
        全区范围的“四清”运动从1963年11月开始，到1966年8月结束。首先从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组织试点，太湖区委（郊区前身）于1964年1月6日至24日，召开全区机关、公社、大队和区属企事业单位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制定工作方案，帮助大家提高思想认识。接着选择有代表性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开展“四清”试点工作，为全面推开“四清”取得经验。在此基础上，根据上级“四清”工作要求，又将“四清”工作队由200多人扩大到400多人，后又扩大到798人，并将之分成几十个工作组派驻到全区各公社、大队、生产队以及企事业单位开展“四清”工作直至运动结束。“四清”工作组是这次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
        总体来看，前后约3年的“四清”运动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特别是刚刚走上人民公社集体道路的广大农（渔）民的思想状况和生产生活实际情况，是很有必要的，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容低估。尽管运动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生产生活秩序带来一定冲击，有些做法在今天看来有些“左”而且过于简单，但在整顿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增强干群走集体化道路的信心、激发干群发展生产等方面，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有统计资料显示，1964年郊区渔业养殖总产量达到80.4万公斤，比1960年的64.5万公斤增长20%，比1961—1963年间的年均44万公斤左右增长90%；捕捞渔业生产1963年1—10月共生产鱼虾21392担，比1962年同期增长35.8%（无锡郊区档案全宗号101·目录号1·案卷尾号31）。至1965年，郊区捕捞鱼产量达到114.05万公斤，比1959年的19.5万公斤翻了6倍。正如时任郊区渔业公社民兵营营长、团支部书记（时年75岁）的夏金度回忆，“四清”运动时渔业公社生产总体上没受大的影响，广大农（渔）民是欢迎的，运动过程也较平稳，没有发生过激斗争行动，只是开会多，占用渔民一些生产时间时有抱怨。
        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渔业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发表及其导致的更加猛烈的文化批判，起初曾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一定程度的抵制。但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使他下决心发动一场更加激烈而广泛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经过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由此爆发。
        从1966年5月开始，郊区农（渔）民从有线广播和报纸上听（看）到有关消息后，村头巷尾都开始流传“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中央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 “农（渔）民要吃二遍苦”等等议论。随着“十六条”的发表，刚刚经历“四清”运动阶级觉悟有了明显提高的农（渔）民，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纷纷行动起来，掀起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热潮。顿时，郊区范围内的古墓被毁，古庙内的佛像被砸，佛堂被改作生产队的仓库、蚕室、学校等，图书馆不少有价值的古籍史料被焚烧，农渔民家中的佛像、灶神、字画、历史书籍甚至铜锣鼓等也作为“四旧”物品集中上缴，不少被扣上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的家庭遭到任意抄家和人员戴高帽罚跪或游街，许多公社、大队、学校、工厂、商场等因忌讳“封、资、修”而任意改为“爱军” “卫兵”新名称等等。破“四旧”活动使人像脱缰的野马不受拘束地到处狂奔，使得过去的一切成为被打倒的一切。
        这年10月以后，郊区机关各科室先后成立造反派组织，大都叫“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长征战斗队” “风雷激战斗队”等革命性非常强的名称。郊区农民造反总司令部也应时成立，司令由郊区一位名叫邹兴根的担任，其秘书叫顾维明。同时，河埒公社渔业二队渔民张夫林也拉了一帮人成立“无锡郊区农民造反一兵团”，并自任司令。在此影响带动下，郊区各公社都纷纷成立了名目繁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造反派组织成立后，以革命自居发起了对当时郊区各级领导干部的批斗。例如，郊区农民造反总司令部与区机关成立的农林兵团形成对立的两派：一派自称革命造反派；一派是农林兵团，虽自称造反派，却被对方称为“保皇派”，是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派别。两派斗争激烈，农民造反派总司令部在斗争中占了上风，区机关主要领导和各科室主要负责人以及各公社主要领导几乎都被这些造反派组织打成“走资派”而遭到批斗。时任郊区水产科长的过秋平曾被渔民造反派作为“走资派”而遭到批斗和殴打。据1984年参加清理“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一次郊区召开的批斗“走资派”大会上，曾发生一桩轰动一时的事件。这次大会上遭到批斗的有郊区区委领导及粮食局长等多人，由于粮食局长家庭成分是地主，会上有人站出来诉苦说：“地主吃大鱼大肉，我们长工吃泔脚，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顿时有人高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话音刚落不知谁喊道：“让他们尝尝泔脚的味道！”随之就有人到食堂拿来泔脚桶，强迫遭批斗的这位局长和其他被批斗的人吃泔脚料，并引发呕吐。

        1967年1月20日，受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影响，郊区掀起了罢官夺权高潮。郊区造反派组织将区机关科长以上干部统统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中关押在东林小学进行审查。28日，区机关造反派兵团在和平电影院召开批斗大会，集中批斗全区科长以上干部90多名，并强迫挂牌、弯腰或长时间下跪。至2月8日，造反派又责令区委、区人委干部到基层边参加劳动边接受游斗，从此全区上下形成了罢官风。
        郊区各渔业场队在此影响带动下也都成立造反组织，部分场队也有夺权斗争，渔业生产一度受到影响。但捕捞渔民由于普遍文化低、对政治不懂不关心，又终日在水上生产劳动，所以参加造反的人数相对较少。据时任郊区太湖渔业公社民兵营长、团支部书记的夏金度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破四旧，渔船上没有什么‘四旧’可破，主要是消除贴在船舱内的财神像、观音像（佛教信众）或耶酥、圣母玛利亚像（天主教和耶酥信众）。接着，掀起‘三忠于’（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热潮，渔民们也开始随大流，出现了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即每天早晨出工前和晚上睡觉前在毛泽东像前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吃饭前唱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或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开会前跳一会‘忠’字舞；在衣服上别上毛主席像章等等。在批斗公社、大队干部走资派时，也做好高帽子和牌子让其戴上，但有时并未使用，总体没有发生过激行为。倒是在1968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一些渔霸、反革命分子被造反派打得很厉害。记得公社有一个戴反革命帽子的人叫宋根度，有人告发他当过土匪、家里有枪，他始终交不出枪，结果被打了好几顿。”夏金度还回忆说：“当时郊区渔民造反组织分两派，当时我参加的是渔民战斗兵团，参加这个兵团的渔民多是贫下中渔，属于无锡市的‘九二派’。 ‘九二派’是当时无锡市造反组织中的一派，被认为是‘保皇派’，另一派叫‘主力军派’，以年轻人为多，主要是批斗造反夺权。郊区渔民中的‘主力军派’与‘九二派’之间不像市级这两派多次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武斗，几乎没有发生冲突武斗。渔民要打鱼才有收入，才能维持日常生活，所以‘文化大革命’对渔民生产的影响总体不大，主要是要求参加会议多，占用了下湖捕鱼时间。”
        对于郊区养殖渔民来说，由于与农民混合编队且杂居在农村中，与捕捞渔民相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同也有不同。同的是养殖渔民也大都文化水平很低，缺乏政治敏感性，对“文化大革命”兴趣不浓，加之人数在农民中占比较少，对运动的意义认识和推进运动的步骤做法知之不多，也少有问津。不同的是养殖渔民有固定的居所与劳动场所，受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管辖和支配更多更直接，因而受运动的影响相应更大。这种更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少数养殖渔民参加到两派造反派中，在批斗“走资派”中发生有过激行为。如河埒公社渔业一队有名高姓渔民，在批斗区水产科领导时有打骂的过激行为。又如在运动进入清理阶级敌人队伍阶段，被列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在批斗中普遍遭受过渔民的打骂体罚等。
        1964年2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同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此后，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
        1964年上半年，太湖区委、区人委（郊区前身）在传达贯彻省农业先进代表会议精神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后，对学大寨工作进行规划和部署，提出学大寨必须从城郊农村实际出发，抓好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因地制宜改善生产条件，树立本地典型，深入开展“比、学、赶、帮、超”的丰产竞赛，加快恢复和发展城郊农业的步伐。1966年3月，在无锡市贫下中农代表和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郊区区委（1965年4月起，太湖区改称郊区）又提出“学大寨、创大寨、赶上海、超苏州（专区），争取全省第一名”的奋斗目标，推动了“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前的学大寨运动推动郊区渔业生产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积极响应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变生产条件的号召，河埒公社渔业一队等从1964年起，每年利用冬季干池起捕间隙，男女老幼齐动手，抗严寒、踏冰寒，大搞翻塘筑埂、疏通河浜的老渔区改造，使老渔区养殖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河埒公社渔业一队在队长仇永皋的带领下，吸取按日记工分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经验教训，从养殖业生产实践出发，摸索形成了以“四定五落实一奖励”（即：以池定产量、以产量定鱼养量、定投饵施肥量、定鱼货上市量；思想落实、组织落实、任务落实、工分落实、措施落实；奖励先进）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有效提高了渔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通过连续在全区各渔业场队开展“比、学、赶、帮、超”的丰产竞赛活动，使各场队的养殖产量有所提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曲折发展阶段。1969年1月，郊区200多人参加省革委会举办的“学大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在1971年召开的全区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上，提出了“举旗抓纲学大寨”和“大寨治山我治水”的口号，明确夺取粮食总产超亿斤的奋斗目标，要求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渔民还要卖余粮，种粮社队多贡献，千方百计多产粮。在此思想和目标的引导下，郊区按照建设亩产吨粮田的要求，进行“田、路、河、渠、村”的综合规划治理，并在马山、西五里湖等处组织开展围湖造田工程，极力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在水产养殖上重视投入不够，仅在梅园公社、渔业公社的西五里湖围湖开垦渔池600亩，在河埒、溪南西五里湖围湖开垦渔池1000亩，建办起梅园、渔业、河埒3个公社水产养殖场，以及溪南湖滨大队水产场。1973年2月，郊区坚持从实际出发，召开全区渔业社队工作会议，总结推广河埒公社渔业一队创造的“四定五落实一奖励”为内涵的计酬分配办法，对当时社员磨洋工、吃大锅饭的现象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但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左”倾思想路线支配下，很快遭到了批判而中止。直到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才得以恢复。1978年11月，江苏省水产局在位于大丁村的郊区水产招待所召开经验交流会，在全省渔业社队学习推广渔业一队“四定五落实一奖励”的经验做法。1975年11月，郊区区委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提出了“两年建成大寨区”的目标以及达标“大寨区”的8条要求。在无锡市委、市革委会的领导和支持下，这年底在郊区开展了“城乡人民齐动手，大干100天，建成鱼池2400亩”的大会战，市委、市革委会成立鱼池基本建设指挥部，各区、局分别成立13个鱼池基本建设分指挥部，动员150多万人次参加会战，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初步建成全市首批以鱼为主、鱼蓄禽综合经营的副食品基地。1977—1978年，郊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坚持粮食生产为主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农业布局，扩大蔬菜种植面积，拓植茶果园地，继续改造老鱼池、开挖新鱼池，发展蓄禽饲养业，努力提高郊区荤素食品的自给水平。

        所以，到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再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郊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尽管有些做法是违背经济规律、带有劳民伤财的副作用，但总体来说较为重视渔业生产特别是养殖渔业生产，不仅改进了渔业生产条件、积累了更多的生产要素，而且使养殖鱼总产量一直稳中有升，从1966年的111.2万公斤，至1976年增加到177.25万公斤，增幅达到37%以上，确保了无锡城区90%以上的淡水鱼供应量。

        渔业人民公社渔民绝大多数是祖辈从事太湖捕捞渔民的后代。新中国成立前，他们的祖辈沿袭在无锡沿湖一带，以原始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存续以船连家生活，没有地方官府实施真正的管理。新中国刚成立，太湖渔民即归新四军太湖留守处代管。1953年，归江苏省震泽县太湖人民委员会管理。1958年，归江苏省吴县太湖渔业人民公社管理。1961年10月，在江苏省吴县太湖渔业人民公社中的太湖大队、壬湖大队、宪光大队和其他大队中的无锡渔民回归无锡市太湖区。1961年10月25日太湖区委决定，撤销太湖区水产公司，将下属的建新大队、美湖大队和吴县太湖渔业人民公社划入的太湖大队、壬湖大队、宪光大队等渔民整合起来，建立太湖区渔业分社。1962年6月12日太湖区政府决定，太湖区渔业分社改称为太湖区太湖渔业人民公社。1965年5月29日郊区政府决定，太湖区太湖渔业人民公社改称为郊区太湖渔业人民公社。1969年10月至1970年5月，无锡市政府组织围湖造田期间，郊区将刘潭、南站、旺庄、芦村、解放、河埒、南长、卫东（荣巷）等8个公社（镇）中的大部分渔民划入太湖渔业人民公社。1983年5月，将太湖渔业人民公社改称为郊区渔业乡。1983年7月，改称为郊区渔港乡。1994年10月，渔港乡划归蠡园经济开发区代管，全面负责渔港乡的经济社会管理事务，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体制。2000年1月，渔港乡划归在原郊区基础上划入原马山区、原锡山市部分沿湖乡镇而成立的滨湖区管辖。至2004年2月，撤销渔港乡，原渔港乡辖区归蠡园经济开发区、蠡园街道所属，并撤销渔港乡望湖村、银湖村合并组建蠡园街道渔港社区。郊区渔业公社从1961年10月成立到2004年2月撤销，历经33年。纵观渔业公社33年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3个历史阶段：
        一、专业捕捞阶段
        渔业是渔港乡的主业。自1961年10月建社起，公社历届党委、政府重视发展渔业生产，将此作为主业来抓，以无锡渔民最集中、渔业生产规模最大、捕捞渔业产量最高成为无锡市唯一的专业渔业公社。
        建社初期，公社有渔业生产船只478条。至1964年生产船只增加到593条，全都是几吨到十几吨的木质蓬帆船。1975年起，随着经济技术进步，蓬帆木质生产船陆续发展到机器动力的水泥和铁质生产船，并且船数逐步增加。有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渔业生产船维持在350条；20世纪80年代，渔业生产船增至到450条，且机器动力船占比达到60%以上；到2003年，渔业生产船增长到480条，而且都是以机器作动力，吨位也有较大提高，其中最大的有60吨以上。
        太湖盛产银鱼，与白虾、白鱼并称为“太湖三白”。由于银鱼通体银亮，且富有营养，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市重要的创汇产品。渔业公社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平均每年捕捞10万斤银鱼交售给国家外贸部门用于出口，其中1973年银鱼产量高达22.6万斤，为历年出口最多的年份。为了保鲜，1968年起渔业公社开始组织冰冻鲜银鱼出口，出口合格率平均保持在50%以上，在1981年高达73.5%。主要出口销往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渔业公社以太湖专业捕捞的唯一生产方式，一直沿袭到1968年无锡市政府组织围湖造田、发展池塘养鱼为止，前后持续了八九年。这期间，渔业公社捕捞产量虽逐年下降，从 1964 年的 276 万斤下降到 1969 年的184.19万斤，但单船捕捞量还是有所增加的。这是由于实行机动船、大网具作业带来的。期间捕捞产量占到全太湖总产量的10%左右。根据渔业公社档案资料，1964—1994年渔业公社（乡）水产品产量统计如下：
        二、围湖造田和上岸阶段
        围湖造田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重要事件，给渔业公社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历史性的深刻变化。
        1968年2月16—20日，无锡市军管会生产委员会召开淡水捕捞、渔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会议，有200人参加。根据会议决议，市政府成立“渔改”办公室，有关公社成立“渔改”领导小组，决定对郊区渔业公社578户、2800多人的连家渔民，实行分批陆上定居，给渔民建立固定的生产生活基地。
        1969年4月，太湖渔业公社向郊区人民政府提出围湖造田和渔民陆地定居设想计划。经市、区两级政府同意，选址于梅园石埠脚下，东起大箕山渚、西至姚湾山渚的3.17平方公里沿湖水域实施围湖造田，为渔民上岸开垦居住和生产空间。同时，中共郊区区委、郊区政府决定，由副区长陈涌、太湖渔业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孙端正等领导组建围湖造田筹备工作组。筹备工作组建立后，制订规划，征调人员，筹集资金，协调关系，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接着，郊区政府成立围湖造田指挥部。10月，郊区政府正式组织实施围湖造田工程，并确定这项工程由渔业公社和梅园、旺庄、扬名公社联合组织施工。在围湖造田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参与施工的4个公社干部群众近9个月的奋战，至1970年5月，围湖造田大堤成功合拢。这次工程施工主要历经以下五项分工程：
        第一，抽干水。1969年8月，先于工程全面开工前在姚湾山诸脚下50米处建造抽水站（现1号姚湾站），为确保大堤合拢后启动抽水做准备。抽水站于同年12月竣工，通过验收合格。1970年1月中旬，大堤对接合拢，启动抽水，于2月底圩区水面抽干，沉浸于水下几千年的湖底变成了陆地。
        第二，开河道。1970年2—6月，开挖西起姚湾山诸、东至秦巷清水的全长2000米、宽约30米的环山河。在开挖环山河的同时，兴建2000米长的环山堤，堤高4.5米，并在姚湾山诸脚下和石埠秦巷脚下建断桥、渔港桥两座。
        第三，挖内河。1970年7—12月，开挖排水河3条，即：1000米的一字河（现望湖路西至一号排捞站）；2000米的十字河（现环山堤望湖大桥至二号排涝站）；3000米的南大堤环圩河（大箕山渚至一号排灌站）。并将3条排水河贯通形成水系网络。
        第四，筑道路。圩区湖水抽干后，构筑道路2条。即：2000米的环山堤到南大堤道路（现望湖路）；1500米的一号排涝站至中心河防洪闸道路（现工业路）。并将两条路构成纵横相连的通道。
        第五，划地块。围湖造田成功后，对田地进行分配：渔业公社2838亩，梅园公社1395亩，旺庄公社465亩，郊区林苗圃169亩，郊区良种场62亩，无锡县胡埭公社73亩，合计5002亩。
        渔业公社在分得围湖土地后，即组织连家船渔民陆续上岸定居。1970年，公社建造250间渔民陆上安居生产生活简易平房。1974年，通过争取到江苏省“渔改经费”30万元，在渔港桥南石牌墩处建造用于渔民陆上定居的60间两层楼房，并接通锡宜公路旁的自来水总管，安装自来水公用龙头，首次安排部分渔民住进陆上新居。1975年，400名城市知识青年插队
渔业公社，使用先前建造的用于渔民陆上定居的宿舍60间两层楼房和10间大食堂用房。1977年知青回城。1978年，安排部分渔民住进知青宿舍用房。1981年，为解决大批渔民陆上定居的住房需求，郊区及渔业公社在望湖路西端、工业路南侧、环山堤南侧和石牌墩“渔改房”行距间，规划辟出大面积渔民住宅基地，鼓励渔民自建私房，并对每幢楼房东墙（共有墙）的费用实行全额补贴。到1983年，共建有渔民私房1000间两层楼房。1984年，为解决20年前的遗留问题，将集体使用渔民的船网工具与渔民陆上定居租住集体建造的房屋实行“双作价”抵冲结算，费用总额实行多退少补。“双作价”后，其船网工具归集体所有，房屋归个人所有。1986年，公社为发展工业引进工程技术人员，建造10间两层楼房宿舍，后作价归个人所有。1995—1997年，在望湖路东侧、银湖老村前统一规划、个人出资建造的蠡港新村60栋两层别墅式私房。1996年，在渔港桥南堍东端、中心路堤两侧、农贸市场处又统一规划、个人出资建造了100间两层楼私房。至20世纪90年代末，渔港公社渔民拥有住房建筑面积17.5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房屋内外装饰也接近周边地区村民房屋装饰水平。

        同时，规划兴建了公社办公楼和石埠港。1961—1969年，渔业公社先后借用大渲、河埒口、梅园等地作为机关驻地。1969年 4 月机关驻地从梅园迁到渔港桥北。1973 年，机关驻地从渔港桥北迁到渔港桥南。1990 年，乡机关从渔港桥南迁至望湖大桥南堍东侧。在1969年将公社机关迁址到渔港桥北的同时，利用石埠脚下河道通太湖的有利条件，规划兴建了石埠港，为渔船进港避风和进行鱼货交易提供了保障和便利。
        另外，郊区政府还将从事捕捞的300多户连家渔船在渔业公社之外安排上岸定居。其中有170户安插到河埒公社、溪南公社的13个养鱼生产队，为每户分别建造房屋定居，并将他们组成耥捞蚬螺天然饵料等专业队伍，参加所在生产队的池塘养殖等生产；还有130户分别安排到蠡园公社、广益公社等，并以此为基础在这两个公社建立美湖渔业大队、黄泥头渔业队，开垦筑池，从事渔业养殖等生产劳动。为此，国家先后拔款补贴20多万元，用于支持这批渔民陆上定居生活生产基地的建设。
        三、进入渔工商一体化阶段
        从1970年开始，渔业公社在陆续推进连家渔船渔民上岸定居过程中，针对渔民实际和市、区政府给公社提出的发展方向和生产任务要求，全面推动公社产业从亦渔亦农向渔工商一体化方向发展。
        上岸伊始，公社即通过组织渔民参观学习、请人辅导、开展试种等方法措施，帮助解决世代漂泊在湖面只会捕鱼不会种地的渔民学会种地以及缺种子、缺农具、缺平整田地等困难，组织渔民在生活基地南侧平整田地、修渠筑埂，开展种植稻麦、蔬菜、瓜果和饲养畜禽等农副业生产。上岸当年即取得了粮食总产量104.26万斤的不俗表现。渔民有了丰收的喜悦，也有了种植庄稼的实践体验，于是在国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号召下，积极扩大种殖面积、增加品种、推行科学种田，连年取得好收成。据渔业公社有关统计资料，1971 年，上市生猪 43 头、0.5 万斤；1972 年，粮食总产量增加到141.72万斤，其中水稻亩产由上年的600斤上升到1000斤；1976年，上市畜禽8700只、3.05万斤；1979年，上市畜禽19914只、6.97万斤；1980年，上市蔬菜324万斤；1981年，上市生猪1923头、27.53万斤，出产柑桔4000斤。从以上逐年增加的数据可以看出，渔民上岸后不仅在农副业生产规模、产量、品种等方面取得飞跃发展，而且使农副业产值在公社经济结构中的占比从几乎为零快速上升到40%—50%。这是渔民继上岸陆上定居实现历史性跨越后，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和进步，从而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
        至1976年，渔业公社在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同时，在围垦生产基地规划区组织渔民陆续开挖精养鱼池2048亩，开展池塘养鱼业，以实现太湖捕捞与池塘养殖并举的渔业生产。起初捕捞渔民只会捕捞不会养殖。渔业公社及各大队、生产队组织有关渔民到梁溪河沿岸成片养鱼区学习取经，并请人来队讲授养鱼经验，使渔民们较快掌握了池塘养鱼技术，并实现了稳产高产目标。1983年，公社养殖商品成鱼50万公斤，至1985年即增加到71万公斤，并生产鱼种30.2万公斤，使养殖鱼总产量历史性地超过捕捞鱼总产量的7%。从此，以太湖捕捞为主的渔业公社，形成了捕捞、养殖、种植三业并举的产业发展格局，经济创收能力更强，渔民生活有了进一步保障。
        20世纪70年代伊始，苏南乡村工业开始兴起。渔业公社在这工业浪潮中，敏锐把握，大胆实践，从创办渔船修造厂起步，开启了发展工商产业的步伐。1971年，公社创办了第一家工厂 — —渔船修造厂，为公社捕捞渔船进行维修保养。后在该厂基础上又增加电动锯木加工和水泥船修造两项生产业务。1973年，兴办橡胶厂、印刷厂。1976年，又兴办纺织配件二厂和除尘器设备厂。至1979年底，渔业公社拥有7家社办工厂和3家队办工厂。其中渔业大队鱼类加工厂生产的鱼罐头、第三纺织器材厂生产的丁腈投棱结和缓冲圈、第二纺织机械配件厂生产的黄麻机罗拉和导纱钩、太湖除尘器设备厂生产的微震扁布袋和除尘器等产品，由于质量保证、经济实惠，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区，为公社集体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渔业公社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改制为渔港乡，并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从此，渔港乡办企业快速发展。1988年8月，渔港乡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推进乡镇企业改制的文件精神，分别对第二橡胶厂太湖分厂、第三纺织器材厂、渔港丝织厂、太湖纺织五金电器厂、太湖除尘设备厂、郊区五金铸件厂等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开展以资产界定为核心的股份制、租赁制、转私等多种形式的企业改制，极大地释放了企业生产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健全完善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乡集聚了纺织器材、机床动力、环保设备、橡塑制品、五金机电、电容电器、摩托配件、饮用净水、服饰丝织、首饰铸件、太湖水产品加工等多种工业生产门类。1994年，全乡实现工业销售1.39亿元，占工农商业总收入的82.2%，成为全乡最大经济支柱产业和渔民收入的最大来源，成为渔民上岸以来发展经济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与第一次从太湖捕捞到岸上种养的飞跃相比，更具质的提升和量的跨越，可谓是渔民从贫穷落后走向富裕生活的倍增器。
        渔民上岸后，全乡在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和工业经济的同时，各类商业、学校、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1961年12月1日成立渔业公社信用社，1971年在渔港桥建造营业用房从梅园迁至渔港，1993年4月18日又乔迁到新建的486平方米的营业大楼。1969年7月1日成立粮油管理所，1980—1981年进一步改建提升，直至20世纪90年代放开粮食市场实行自主经营。1970年9月，在渔港桥北建房成立供销合作社，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于1995年改制走向市场经营。
        1970年1月创办渔民子弟小学，初创时期设有6个小学班级。1971年开始增办初中班，后于1980年将初中班并入附近的梅园初中办学。1979年8月，创办公社幼儿园，至1994年幼儿园开设5个班、入园幼儿200多人。由此，彻底摆脱了渔民过去常年水上漂泊、无钱也无法让子女上学读书的历史。1973年起，针对渔民中绝大多数青壮年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实际情况，郊区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力量，每年利用农闲季节开展扫盲活动，至1979年共扫除青壮年文盲650人。
        1970年6月，成立渔业公社卫生院，引进医务人员和添置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开展对渔民的诊治医疗。1991年3月，新建乡卫生院大楼，使卫生医疗条件得到明显改善。1998年3月，渔港乡卫生院改称为渔港卫生院，医疗服务功能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并组织全部渔民参与到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中，彻底摆脱了一直以来渔民缺医少药、生病只能求助“神灵”保佑的历史。
        1971年3月，成立了有线广播户户通的广播站，公社可以通过广播播放新闻、音乐和通知等，有效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1972年2月成立公社电影队。1994年底，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98%以上，成为渔民了解国内外形势的最重要渠道和娱乐方式。
        1970年渔民上岸以来，公社所有邮件一直以梅园邮电所为中转站。1978年1月，公社自筹经费，聘请邮递员每天用自行车接送邮件。1982年12月，无锡市邮电局在公社开设邮政代办所，直通邮件。1975年8月筹建邮电所渔业公社电话总机，后经过3次扩容改装，至1996年程控电话接点扩大至2000门，电话普及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渔民家庭。另外，至1974年，全公社自来水、民用电入户率达到100%；2001年2月，开通由朝阳广场至渔港乡的40路公交线路，实现了地域到市中心的直通化。
        1981年起，渔港乡加快发展旅游服务业。1984年2月10日成立渔港旅游社。1985年1月11日成立渔港商业旅游服务公司。1985年12月10日建立湖海旅游社。1988年3月，乡政府与天津大港石油管理局在乡域筹建职工休养院。1992年，与青海省龙羊峡水电站在乡域筹建无锡休养院。1993年，创办拥有100辆小轿车的汽车出租公司。至1994年，渔港乡集聚了有汽车出租、度假休闲、渔家乐游船、湖鲜饭店、农贸市场和超市等20多家商贸服务企业及各类小商品摊位等50多家商业门店的商业服务街区，从而形成以水产品加工营销为主的物资流通、交通运输、旅游度假、汽车出租等4个板块的服务业发展格局，年实现服务业纳税营销2289万元，在全乡经济总收入中的占比达到13.5%，较好地展现出了服务业在全乡经济结构中的支柱带动作用。
        截止到2003年，渔港乡面积达到3.171平方公里，其中拥有耕作面积2838亩、总户数843户、总人口3768人、劳动力2375人，完成经济总收入250亿元。渔港乡从1970年渔民上岸定居生产生活到2004年撤销建社区的34年期间，经济实现了从单一捕捞为主向渔工商综合发展的转变，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较好地完成了从散到聚、从渔到工、从内到外、从低到高的历史性跨越，形成了以渔业为基础、工业为主撑、商业为特色的各业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郊区群众性的科学养鱼起步于精管细养的传统经验。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河埒口泰康村的沈林艺、溪南乡的袁培清、孙蒋村的曹仁法等等，他们因为掌握养鱼的丰富经验和“独门秘诀”，而成为无锡淡水鱼养殖方面的佼佼者，在民间有较大的名气。60年代后，郊区水产行政部门开始注重调查研究和经验推广。1964 年上海水产学院派师生（1986年更名上海水产
大学）常年蹲点河埒口鱼池区，把教学实习、技术研究、生产实践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总结本地的高产经验，并在培育典型、引进新品种、采用新技术等方面从小试到中试再到万亩鱼池的适应性试验推广，概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养殖技术“八字精养法”，不仅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的开发研究养殖技术新机制，而且使经验型养鱼上升到了比较系统化的科学养鱼。

        郊区从60年代起推行科学养鱼，先后试验推广10多项新技术，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在生产中产生较好实际效果的主要是：产学研结合开发新技术、建立鱼池档案、开发应用新渔机具、推广应用机制新饲料、实施肥水养鱼、注重渔民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
        一、总结概括“八字养鱼经”
        20世纪50年代初，富有实际经验的养殖渔民，自发地在养殖区搞起丰产塘。1952年9月5日，苏南行署农林处水产管理局的《汇报丰产标准及基本情况》一文中称： “无锡市河埒乡泰康村沈林艺养成鱼的亩产量628公斤。又如溪南乡袁培清在一只9亩水面的成鱼塘，1952年亩产达到512公斤（编者注：成鱼池亩产按当时习惯性做法，包括放养鱼种体重）。”1957年溪南乡第四合作社（即西袁弄渔业队）77亩成鱼池，平均亩产超过500公斤（519.5公斤）。河埒乡孙蒋渔业队一只4.5亩的“南西池”，1958年实现亩产1008公斤，被誉为亩产吨鱼池。1959年溪南乡西袁弄渔业队一只3.3亩的“小方池”，亩产1221公斤。对这些丰产塘、丰产队，郊区水产主管部门曾进行过经验总结并在面上宣传推广，但受当时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这些丰产塘、丰产队的高产量难以持续，而且渔民学习掌握不易、普及效果不够理想。
        1964年1月，由郊区水产科、无锡市农学会水产组等单位组织人员对老渔民的经验进行概括总结，撰写出《无锡市河埒公社渔业生产队食用鱼养殖经验初步总结》一文。同时，郊区水产科在江苏省水产厅、省水产研究所和国家水产部长江水产研究所等专业科技人员的指导下，对全区的池塘养鱼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于1964年9月撰写形成了《无锡市池塘养鱼经验与问题的调查报告》上报市区领导。不仅如此，郊区水产科还和上海水产学院养殖系签订协议，由谭玉钧、王武等老师常年蹲点河埒鱼池区（该院养殖系把郊区养鱼区作为实验教学的长期合作单位），进行实地测试和开展多种增产措施的试验，并把分散零星的传统经验和实际饲养方法开展对比分析，从而较系统地整理总结出“水、种、饵、混、密、轮、防、管”的八字养鱼经，也叫做“八字精养法”。 这“八字养鱼经”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八字饲养的各自目的、方法、手段、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以“水、种”为前提，“饵”为基础，“混、密、轮”为中心环节，“防、管”作保证的相互密切联系的养殖技术体系。这是对数千年来池塘养鱼传统经验的一次科学总结，为渔民学习了解和应用实践提供了很好帮助。
        二、产学研结合探索科学养鱼
        （一）组织开展产学研相结合的试验
        为了使“八字精养法”进一步充实完善，郊区水产主管部门采取来自群众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的方法，深入开展试验实践。1969年，选定河埒公社渔业一队为试点单位，把改善生产条件和全面实施“八字精养法”融为一体进行试验，具体做法是：水— —分批分期进行浅池改深池，小池改大池，低埂改高埂，死水改活水的“四改”工程，扩大池塘的立体水域，实行浅水放养，逐步加水，看水施肥，肥水养鱼；种— —选择自繁、自育、自养良种，调整确定鱼池面积布局为70%为成鱼池、30%为鱼种池；饵— —采取捞、割、种、采等多种方法，扩大饲源，实行定时定位定饵料定质量的“四定”投喂；混— —依据混养鱼类不同的食性、习性，实行同塘多品种、同种多规格的“宝塔式”混合放养；密— —根据鱼池深浅、大小等条件，保持合理的密度放养；轮— —根据鱼类生长季节和市场需求，实行年初一次放足、夏秋轮捕轮放、捕大留小、边捕边放的轮捕轮养方法；防— —主要是防浮头病、防旱涝、防事故发生，做到安全生产；管— —依据鱼时季节，从鱼苗投放就管，作作不让，一管到底。

        在河埒公社渔业一队“八字精养鱼法”试验示范取得初步成功后，郊区政府于70年代初开始，以点带面、全面推行，在全区掀起了“学渔一，赶渔一”（渔一即河埒公社渔业一队简称）的竞赛活动。但郊区水产主管部门和河埒公社不满足于已有成绩，进一步与上海水产学院谭玉钧、王武等老师合作，从1978年起，把河埒渔业大队作为池塘养鱼高产技术试验基地，从小试到中试，经过3年努力，至1980年达到中试要求：即该大队1046亩成鱼池（占鱼池总面积70.9%），实现亩净产750公斤以上成鱼。如果按鱼池总面积1474亩计算，平均亩产商品成鱼达到563公斤，比1977年的亩产425公斤增长了32.4%（亩产指标，从1977年起统一按鱼池总面积计算亩净产商品成鱼，以下同）；亩均产值由675元增至960元，增长42.2%；人均收入由236元提高到403元。这次高产试验取得成功，从技术层面讲，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改进提高：一是针对鱼品种生产习性和成鱼规格比例，多层次混放密养；二是在成鱼池套养鱼种，解决鱼种来源；三是改进轮捕轮放水平，平衡池塘负载量（即存塘鱼数量），实现均衡上市；四是依据池塘浮游生物以及营养盐的变化规律，改进施肥技术，采用机械增氧与生物增氧相结合的方法，改善池内水质条件；五是根据鱼类生产季节与摄食量的关系，科学计划食量投喂等。与此同时，全区其他渔业场队都搞精养法试验，都有高产池的经验技术积累，从而使养殖技术得到普遍提高和推广。
        1980年12月20—22日，由无锡市科委、市农业水利局主持召开了千亩鱼池高产中试成果鉴定会议，邀请全国重点水产院校、研究所及有关领导部门等4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领导参加。这次评审鉴定结论是：从生态的角度，河埒渔业大队提供了一系列生产技术数据，较好地处理了“水、种、饵”三者关系，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无锡池塘养鱼经验，形成了大面积鱼池高产稳产的养殖工艺体系。这种养殖工艺体系经中试推广证明技术上比较成熟、生产上行之有效、经济上收益增多。获得千亩连片池塘稳产高产实例在全国还是第一次。同时，专家们对饲料利用率、鱼类增肉率、鱼种池潜力等问题，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改进意见。由此，郊区养鱼由经验养鱼向科学养鱼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继河埒公社千亩鱼池高产技术中试获得成功后，从1980年开始进入了全区范围内新老鱼池的扩试应用阶段。河埒、蠡园、黄巷3个公社的“6600亩鱼池亩产商品成鱼600公斤的养殖模式的研究”，被列入省市科委1982年的重点科技项目。郊区10个公社“万亩鱼池亩产500公斤的高产技术试验”列入了农牧渔业部水产局1982—1984年全国水产科技推广项目。由于这两个项目是大面积鱼池高产技术的综合研究推广应用工作，具有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纵向多层次、横向多课题等许多特点难点，郊区水产主管部门经与各有关方面协商，遂以养鱼场队为生产实验基地，由市区水产行政、生产、科研、供销等单位部门配合，上海水产学院等单位协作指导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组织体系开展研究。
        这两项科研项目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养殖技术的革新改进：一是调整鱼池布局，在成鱼池采用套养鱼种技术后，各类大规格鱼种均能基本自给，使原来占鱼池总面积70%左右的成鱼池扩大提升到80%以上、鱼种池相对缩减到20%以下，由此扩大了养殖鱼池面积，提高了鱼池产量。二是缩短养殖周期，总结推广河埒、蠡园等渔业生产队花白鲢大中小不同规格的放养模式，简化轮放操作，提高亩产量。三是改进饵料供应技术，推广混合颗粒饵料替代部分商品精料投喂，降低饵料成本，提高饵料饲养效益。四是改进养殖品种结构，注重吃食鱼、稳住肥水鱼、白鲫等新品种的全面养殖，使青、草、鳊、鲤、鲫等优质鱼（亦叫吃食鱼）的商品鱼比例从56%提高到60%。
        1979年开始，驻区的位于五里湖畔的国家水产总局“太湖水产增殖科学实验基地”和“淡水养殖培训中心”（1984年更名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作为国家级的淡水渔业研究机构，在指导帮助郊区养鱼业发展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经常应邀派出技术人员指导渔民养鱼，帮助解决遇到的技术难题，并给相关渔业技术人员培训班讲课。在无锡市政府资助下，利用中心技术施建“东方水族世界”，对外开展展览和渔业教学。依托中心遗传育种技术和孵化基地，为各渔业场队提供各类渔业良种，缓解了鱼种鱼苗之困，尤其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为郊区大规模开展特种鱼养殖提供了苗种技术支持。与相关渔业场队合作开展“池塘综合养鱼”技术研究，在全面梳理传统养殖模式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技术整合重组，构建了从结构组成、资源配置、能量流动等为内涵的有效技术体系，使传统养鱼模式发展成为现代综合养鱼模式。此外，积极提供技术、人才、市场、商品等有关信息，扩大了郊区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该中心是郊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展科学养鱼的重要科研单位之一，在推动郊区提高科学养鱼水平、成功实现大面积鱼池高产稳产等方面提供了许多支持帮助。
        正是在参与研发的各成员单位的大力协同和技术开发下，至1983年底，郊区承担的上述两项科研项目分别提前1年实现了国家农牧渔业部和省市科委下达的各项技术和生产经济指标。至此全区10个乡共计12612亩鱼池，实现平均亩产商品成鱼514.5公斤，其中河埒、蠡园、黄巷3个乡的7010亩鱼池（当中有410亩是1980年后新开挖鱼池），平均亩产商品鱼达到 609.5 公斤。对此，1984 年 12 月 22—23 日，省、市科委在郊区召开了“7000亩鱼池亩产600公斤”高产技术成果鉴定会。1985年3月16—20日，国家农牧渔业部水产局又组织召开了“无锡万亩池塘养鱼高产技术评议会”，来自全国各主要水产科研机构、养鱼重点省市主管部门、参加技术开发推广的上海和大连两家水产学院以及全国13个大面积高产试验区的负责人和科技人员共60余人参加了评议会。会议一致认为，无锡郊区万亩池塘亩产千斤高产试验是成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较为显著，所总结出的池塘养鱼高产稳产综合技术经验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可供各地因地制宜推广应用。
        （二）建立鱼池档案
        1956年河埒乡梁鸿养鱼高级社（即后来的河埒乡渔业一至三队范围），对本社564亩、103口鱼池，建起了一口鱼池一本放养、收获账，改变了长期以来放养鱼种有啥放啥、年终干池核产毛估的粗放习惯。这种鱼池档案的内容从粗到细，逐年完善，形成了按照养鱼“投入”和“产出”的主要环节记录入档。由此开启了鱼池档案记录历史。
        60年代后，鱼池管理员（即养鱼技工）对所管理的每口鱼池，平日都做好四项记录，渔民习惯称之为“四本账”：一是鱼种放养日期、品种、数量、规格的明细账；二是投饵施肥的种类、数量、天数、次数的明细账；三是鱼类动态、鱼病防治、渔机使用等进度账；四是牵捕鱼类日期、出塘品种、数量、规格的收获账。这些原始数据从每口鱼池到生产队（场）到大队（村）到公社（乡）逐级汇总成资料，使生产数据年复一年地记录积累，为进行生产技术综合分析、不断提高养殖生产水平提供了数据分析依据，也成为郊区群众性科学养鱼的一个明显特点。
        始于河埒公社的这种以鱼池档案为基础的数据统计管理制度，至1975年在郊区新老渔区全面推行。郊区水产主管部门把鱼池登计统计工作作为日常管理手段之一认真抓紧，每年汇编水产统计资料手册，并注重统计资料的分析运用，为提高科学养鱼水平发挥了特有作用。
        （三）肥水养鱼探索应用
        过去传统养鱼，一直认为花、白鲢是吃青、草鱼排泄的粪便生长的，故民间流传“吃屎鲢鱼”的说法。60年代以来，郊区渔民和上海水产学院的老师们通过观察，发现花、白鲢并不是直接食用青、草鱼的粪便，而是食用粪便发酵后生长出的浮游微生物。这一科研成果彻底颠覆了几千年“吃屎鲢鱼”的传统经验。于是，郊区各渔区生产单位开始将通过增加池水肥力、让其大量生长浮游生物、供花白鲢食用的生产技术应用推广。1963年河埒渔业一队等，开始采用人工施肥，探索肥水养鱼的先进经验，从而在花、白鲢增产上获得了较好效果，使这两种鱼亩产从过去一直徘徊在150公斤左右，迅速提高到250多公斤、其产量占成鱼亩产的40%以上。同时还增加了夏秋轮捕热水鱼的次数和产量，满足了市场供应需求。这项人工施肥方法在全区推广时，被总结概括为“施足基肥、肥水放养，放好早春肥、早肥促早发，夏秋看水施肥、做到量少次多相结合”的一套施肥水养鱼技术，并使这项技术在全区迅速得到推广应用。
        采取人工施肥方法后，肥料成为养鱼的重要物质需求，这不仅改变了历来只靠采集天然饵料养鱼的传统方法，而且促进了多种饲料资源的开发应用。郊区渔民们为此利用城市有利条件，开辟肥源，变废为宝。从80年代初期开始，近郊10个乡的11000多亩成鱼池和1000多亩的二龄鱼种池，每年收集城市工矿企业各种有机废弃物8000至1万吨用于肥料投放。其中，30%左右利用缫丝厂的蚕蛹废水，15%利用酒厂、溶剂厂、食品加工厂、制药厂等下脚料和无毒废污水，65%左右利用人、畜、禽粪肥。按照80—120公斤肥水生长1公斤肥水鱼计算，利用这些廉价的有机肥料，可生产出100万斤花、白鲢鱼，占年产花、白鲢总产量的45%左右，经济效益十分可观。1985年后，由于城市工矿企业有用的有机废弃物外排减少以及饲养技术条件进一步改善，养鱼使用的有机废弃物使用量逐步减少。
        三、研发应用多款新型渔机具
        新中国成立之初，郊区养鱼业仍然沿袭“脚踏戽水车，肩挑粪桶担，手推石磨板，低头捞水草，弯腰耥螺蚬，摇橹背纤运饲料”的传统作业方式和陈旧的生产工具。1964年，在国家扶持下，在鱼池相对集中的梁溪河两岸架设了供电线路，渔区因此通了电，鱼池的排灌、施肥、增氧、饵料的采集加工和运输以及牵捕、清塘等主要生产劳动环节，开始有条件逐步用上了机器。至70年代后，随着用电进一步普及和机械渔机具配套成龙，郊区池塘养鱼机具得到广泛应用，为大面积池塘养鱼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
        （一）鱼池的排灌、施肥、增氧采用电水泵。1960年，河埒、溪南、梅园3个公社2600多亩鱼池（占当时全郊区鱼池总面积的95%），拥有龙骨水车120部，平均25亩鱼池有1部水车。每至夏秋季节遇上鱼池缺水缺氧、鱼类浮头嚎水，渔民就靠这些脚踏水车，日夜靠人力戽水，俗称“车嚎水”。在车嚎水时，池塘口围筑一条栈条，使外河入池的新水撞击形成水花增强水中含氧量，以平息浮头。当时，渔民凭借看天、看水、看鱼活动变化的直观经验，判断池鱼缺氧浮头的预兆，提早车水增氧，俗称“车太平水”（意思是指提前车水增加池水含氧量，可以避免或减轻池鱼浮头嚎水死亡的危害）。至冬季干池清塘，为了把池中的水抽干，把两部“车舌头”（即戽水车槽）衔接在一起，延伸到塘底部车水。河埒渔业队还曾在水车轴两端装上铁制轴壳，用柴油机带动车水，以减轻劳动强度。一旦遇上抗洪排涝或者池鱼浮头严重现象，还有临时租用机动戽水船应急抢救，但由于成本高，当时还是靠人力车水来解决为多。

        在60年代通电特别是70年代供电线路在渔区普遍架设、并按平均40—50亩鱼池置备一套电动排灌设备后，迅速改变了人力车水的状况，普遍使用了6—8英寸口径的离心泵、轴流泵进行抽水，不但极大地减轻了渔民的车水劳动强度，而且不分昼夜快捷简单，深受渔民欢迎。同时，河埒渔业队还专门在铁皮小船上安装马达水泵，可以机动自由地行驶到池边抽水作业，群众称之为“电船”。在围垦区新开挖的鱼池，则统一设置水闸泵站，通过渠道实现对池水的排灌。
        1974年，河埒太湖渔机厂经试制批量生产了2英寸口径的单级立式离心泵，用于鱼池施肥、池边浇灌作物等，因而有“多用泵”之称。渔民使用这种轻型水泵，肥料可直接从船里吸喷入池，不但改变了肩挑粪担的笨重劳动，而且入池均匀易于转肥。当时，各渔区一般按50—60亩鱼池备有这样一只多用泵。
        （二）增氧机研制成功并广泛使用。70年代后，郊区成鱼池放养密度提高，投饵施肥量加大，随之使池塘水质变浓，每到夏秋鱼类生长旺季，因为水质恶化缺氧使鱼类浮头严重。光凭看水投饵施肥、注水防治浮头的老办法已不能解决问题。即使在严重缺氧浮头的鱼池，日夜采用水泵抽水增氧，使池水淹没了池埂，仍然平息不了鱼浮头。当时全区大面积成鱼池，因浮头死鱼每年损失达1万公斤左右，高的年份达到1.6万公斤（1971年）。如河埒公社当初有1048亩成鱼池，在1967—1972年的5年时间，平均年亩产只增加38公斤，仅相当于前5年中的1年增产速度。池水缺氧鱼类浮头直接影响摄食生长，已成为继续增产的“拦路虎”。
        对此，上海渔业机械食品研究所（以下简称“渔机所”）工程技术人员虽然已设计出鱼池增氧机草图，但在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形势下，这项新技术的研究始终处于搁置状态。1973年初，上海渔业机所丁永良工程师等身带图纸来到无锡郊区，经区水产科等有关部门想方设法为其试制提供条件，不到3个月时间，在太湖无线电元件厂试制出第一台增氧机。这台样机投放河埒渔业一队一只8亩面积的驳岸池里试用。在一次严重性缺氧鱼浮头时，当开机两小时后，鱼类浮头迅速平息。尔后，再一边继续开机，一边增施蚕蛹肥水4吨，结果水质没有发生恶化，鱼类吃食正常。增氧机因此名躁一时，被渔民誉为“救鱼机”。随后，由郊区水产科、河埒公社、上海渔机所、上海水产学院等单位，组成研制、生产、推广使用的“三结合”增氧机协作组，在河埒农机厂（后更名太湖鱼机厂）顺利试制成功了“喷射式”“转盘式” “叶轮式”等多种机型20多台，并于1974年夏秋全部选择在河埒渔业一队、二队的成鱼池进行试用，在试用中让群众评比选型，最后挑选了增氧效果明显、机件结构较为简单且安装、操作、维修比较方便的叶轮式增氧机进行定型生产。到1975年，河埒公社千亩成鱼池，安装使用了110台增氧机；溪南公社、梅园公社等近千亩成鱼池安装使用了53台增氧机。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全区鱼池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的增氧调节作业，从此有效控制住了鱼池缺氧浮头死鱼事故的发生。
        为合理使用增氧机，发挥增氧机的增产作用，1975年后，由上海水产学院派出以王武老师为领队的部分师生在河埒鱼池区开展增氧机使用效果和操作方法的研究测定。由于当初缺乏池塘水质的基础理论作指导，他们一边总结群众看水色判断水质的实际经验，一边测定摸索池水的演变规律。经过该院30多位师生近两年的努力，测定了4000多个池塘溶氧数据，为合理使用增氧机提供了可靠的实验数据。同时，他们还在河埒渔业一队选择两只生产条件、管理措施相似的成鱼池（池名分别为新塘池、三元池）进行试验。通过连续两年对比试验结果表明，使用增氧机的试验池要比使用水泵注水增氧的对照池鱼产量增加14.4%，鱼类增肉数提高0.31倍，贝类、草类的投饲系数分别降低1.2%和10.6%。在实验掌握增氧机工作机理和成效的基础上，上海水产学院的师生还总结提出“晴天中午开，阴天早上开，连绵阴雨半夜开，傍晚不开机，浮头要早开，鱼类主要生长季节坚持每天开机”的增氧机使用操作方法，改变了渔民起初“不见浮头不开机”的消极被动做法，实现了主动调节控制水质增氧含量，从而使增氧机从“救鱼机”又变成了“增产机”，成为无锡渔区稳产高产必不可少的专用渔机。到1985年，全郊区新老鱼池共有3千瓦功率的增氧机1500台。
        鱼池增氧机的研制成功和普遍使用，不仅解决了池鱼浮头致死的难题，而且给生产厂家开拓了市场。在郊区批量生产增氧机的有两家工厂。一家是河埒乡太湖渔机厂，从1973至1985年10多年间，共生产销售叶轮式增氧机9115台，这些增氧机除供应本地外，还外销到全国18个省、市，被农牧渔业部水产局列入生产增氧机的定点厂之一；一家是黄巷乡凯灵电泵厂生产的喷水式增氧机，从1982至1985年间，共生产3500台，畅销全国27个省、市。1983年4月该厂生产的35台喷水增氧机被引进北京中南海水池使用。此外，郊区黄巷乡的龙塘岸和河埒乡的孙蒋大队农机厂等，也有小批量增氧机生产；亦有蠡园、南站等农机厂仿制定型增氧机供本乡自主使用。
        （三）开发应用机制增氧运鱼船。无锡城乡水网纵横，历来以水上船运为主。1970年以前，郊区渔民运输成鱼、鱼苗还在使用一种叫“活水船”的木帆船进行运输。该船在头舱的偏上方有两个进水眼，在靠近中舱有两个出水眼。当船航行时，新鲜河水从船头上方的进水眼流入头舱，再不断地从中舱的出水眼流出，从而保证船舱鱼群在新鲜活水中。这种传统的运输船具，应该说是比较科学的。但到60年代以后，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多，活水船运鱼时受到污水侵入的威胁日益严重。在无锡，当船航行到蠡桥口遇上太湖造纸厂、色织厂等几路污水汇集河面时，经常发生整船整船鲜活鱼中毒窒息死亡，对此渔民称这段水路是“阎王水路” “鬼门关”。1974年后，郊区大部分养鱼生产队都购进挂桨机船（用12匹柴油机作为动力），主要运输鲜活鱼上市和运送鱼种鱼苗。尔后，随着运输机械化的发展，渔区普遍使用上活鱼船。所谓活鱼船，一般用15—20马力的柴油机作动力，船体中间的船舱可蓄水8—10吨，并装置小口径的水泵，利用柴油机作动力，在舱内进行循环喷水增氧。这种船在夏秋热水鱼上市时，可密集装运鲜活鱼1500多公斤，在冬季时可装运2500公斤以上鲜活鱼。这种船还可装运其它东西，实现一船多用。此外，渔民也有使用汽车、拖拉机等快捷工具进行运输的。
        （四）推进捕鱼网具和清塘操作机械化。1962年前，渔民使用的鱼网都是用麻线结成的，一张网干时百余斤，浸水后重达三四百斤，而且使用一次要晒上几天，所以渔民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说法。从60年代以后，郊区渔民向泰州鱼网厂购进白坯棉线网，用栲树皮（四川出产的一种树皮）或猪血蒸煮烤网。这种棉线网要比麻线网轻便，而且不易腐烂，但要经常洗晒修补。70年代以后，尼龙和聚乙烯网开始推广应用。这种网具有网身轻、出水快、不易腐烂、使用寿命长的优点，缺点是不易下沉、捕鱼率较低、水中杂物容易粘附网目。因此，渔民在棉线网、尼龙网、聚乙烯网上均有选用。在河埒渔业大队等老渔区，渔民们使用棉线网的偏多。
        在成鱼池大批捕鱼作业俗称牵鱼。郊区渔民这种牵鱼方法与众不同，他们在池内捕鱼时，拉船不直接拉网，用竹篙下水踏网，然后依靠两条船在鱼池中围成一个流动的大网箱，保持网内密集的鱼群有溶氧较高的水流动，尔后进行拣大留小的操作。这种池塘捕鱼的方法，具有降低劳动强度、提高鱼类成活率和劳动效率高的优点。70年代后，郊区有关单位曾研制生产多种池塘牵捕机，都是依据机械牵引的原理进行牵网、起网作业，有单边和双边拉网两种机型。由于当时机械性能尚没有完全过关，因而使用并不普遍。
        1982年，在冬季干池整修和新建鱼池开挖过程中，郊区黄巷乡、广益乡等购买泰兴渔机厂生产制造的水力清塘机进行清塘加深作业。它模拟自然水力冲刷的原理，冲击塘泥，使其稀释后形成泥浆输出池塘。当时，1台10千瓦的清塘机，由4人操作每天可挖100—200吨塘泥，生产效率可观。
        （五）开发提升饵料采集、加工机械水平。60年代前，郊区渔民采集天然饵料全靠人力耥捞。据郊区1960年有关统计资料，河埒、溪南、梅园3个公社有耥螺蚬船116条，捞水草船227条，平均每百亩鱼池有捞水草船8—9条、耥螺蚬船4—5条。70年代后，河埒太湖渔机厂、大浮农机厂分别研制生产出吸螺机。这种吸螺机由两人操作，每小时吸螺可达250—500公斤。河埒渔业大队和蠡园梁溪渔业大队因为使用上了吸螺机，到1985年仅剩有60余人从事耥螺蚬船生产，并且每船都装了3—5马力的柴油机作为运输动力。采集水草尽管没有专业机具，但渔民们在刀把上捆上长竿横刀割捞，可以节省体力，被俗称为“横草”。
        在鱼饵料加工方面，也逐步使用上了机器。60年代前，使用手摇轧螺机，后改为电动轧螺机。喂养鱼苗、鱼种的豆浆等精细饵料，由过去手推石磨改为电动小钢磨，还陆续增加了青饲料切碎机、三水打浆机、精饲料粉碎机等。
        1981年，郊区建办渔用饵料厂后，采用国产平模式颗粒机组，批量生产颗粒饵料，使各养鱼场队原有的饵料粗加工机械逐步淘汰，除小钢磨继续正常使用外，更多使用饵料厂提供的颗粒饵料进行投喂。
        经过30多年生产工具的改造革新，到1985年，郊区18651亩的连片精养鱼池塘，已备有总动力10444匹马力、9139千瓦，平均每亩鱼池达到0.56马力、0.49千瓦的动力设备，基本实现了从过去主要生产环节靠人力饲养到机械设施设备饲养的飞跃。
        四、推广应用机制新配方鱼饲料
        随着养鱼产业的逐步扩展，郊区鱼池面积从60年代初的几千亩到1985年的14400多亩，加上鱼的放养密度的增加和天然鱼饲料资源的逐步减少，研制新型鱼饲料和开辟新的饲料资源，满足渔业养殖发展需要，成为摆在郊区水产干部和渔业科研人员面前的一项新课题。
        研制颗粒鱼肥料。1975年，河埒农机厂曾模仿绞肉机的原理，试制出小型鱼饲料软颗粒机，并在河埒渔业一队喂投试用。但由于当时精饲料（如玉米、菜籽饼等）来源有困难而中断。试制没有成功，不等于市场不需要。在饵料投入量与鱼类产出量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各种饵料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60年代，主要依靠采集草、贝类等天然饵料养鱼。70年代初，70%以上靠天然饵料，30%以下要靠商品精料。进入80年代，商品精料上升到60%以上，天然饵料下降到30%左右（详见下表）。所以，采用人工合成颗粒饵料不仅市场迫切需要，而且饵料加工新技术也日益成熟。于是，郊区在1980年开始筹建鱼用颗粒饲料厂，在国家扶助下，共筹集资金80余万元，购入两台国产平模式硬颗粒机组，经过1年多的配方研制，实现饲料加工颗粒成型和示范推广，开始走上了鱼饵料专业加工的商品化发展之路。

        1981年颗粒机制饲料厂投产的第一年，生产710吨，供应30多个养鱼场队、2000余亩成鱼池使用，推广使用面积达到全区的20%；1982年生产1800 吨，供应 90 个场队、5000 多 亩 成 鱼 池 使 用 ；1983年生产3000吨，供应全区 1 万多亩成鱼池使用。1985年生产4000吨，基本满足全区鱼饲料的供应。1986年又扩大到6000吨，到1989 年继续增产到8000吨。为了各渔业场队都能及时使用颗粒饲料，区还成立饲料公司，并要求各乡建立饲料供应站，专门负责饲料的采购和供销业务。同时，各渔业场队根据鱼类的营养需求，采取精、粗饲料合理搭配，坚持“定时、定位、定质、定量”的“四定”科学投喂方法，从而提高了各种饲料的转换利用率，降低了饲料成本，又增加了产量。据统计，1989年全区各渔业场队投喂的颗粒饲料比上个年度同期减少3600吨，降本280万元，而商品鱼比上年还有所增加。到1990年，全区颗粒饲料的使用量已占商品精饲料总量的一半以上，逐步取代了过去使用各种商品精饲料直接投池喂养的做法。
        此外，引进种植宿根黑麦草作为鱼饲料。郊区靠城土地紧缺，一直没有大面积种植鱼饲料的地方，为此他们挖掘潜力，充分利用鱼池围埂边角开展种植，采用“以塘养塘”的方法，努力就地解决部分饲料来源。在确定种殖面积后，先后引进宿根黑麦草、苏丹草、苦卖菜、象草、聚合草等多种青饲料作物进行试种。在经过多年试种比较后，选择种植耐寒抗病、分蘗力强的宿根黑麦草作为青饲料的当家品种。这一品种1965年从浙江湖州引进，先在河埒渔业一队种植留种，后逐年扩大种植面积，至70年代中期，全区新老渔区普遍种植。并根据宿根黑麦草分蘗力强的特性，从散播、条播、点播种植方法改为育苗移栽，加之施肥管理，亩产都在5000公斤以上。每年3—6月是宿根黑麦草的生长收割期，全区近万亩塘边种植面积收获在1万吨以上，占全年投喂草饲量的20%。由于上半年主要使用塘边生产的宿根黑麦草青饲料，不仅大大缓和了春季草源不足的矛盾，而且为鱼类特别是草鱼、鳊鱼等品种提供了营养丰富的饵料。渔民对此形象地比喻说：“鱼儿吃水草是粥，旱草是饭，黑麦草好比白米饭。”
        五、持续加强养殖技术人才培养
        随着机械性能不断提高的渔机具大量投入使用和鱼饲料新品种的开发应用，要求养殖渔民掌握科学技术的技能也越来越高。建立一支与渔业养殖规模和科技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队伍，成了郊区养殖渔业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20世纪60年代，上海水产学院老师谭玉钧、王武常年蹲点河埒渔业一队、二队，与渔民社员一起进行“产、学、研”三结合实践，为培养基层养殖方面人才奠定了基础。当时该队参与上海水产学院专家研发的是一批养鱼能手后代如沈志炎、唐汉泉、丁炳文等青壮年社员，他们很快成长为郊区养殖渔民中首批科学养鱼能手。这批从小生长在养鱼世家耳濡目染、建国后入学大都具有初中文化程度、本身具备相当丰富经验的养鱼骨干，在上海水产学院老师的指导下，可以说是“一点即通”，在生产队养鱼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仅能以身作则带头养好鱼，而且能传播养殖经验，发挥普及科学养鱼的作用。
        但从总体上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郊区养鱼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还是十分紧缺的。据1992年郊区编印的《无锡郊区池塘养鱼发展史》记载，“郊区水产专业科技人员的情况是：50年代全区没有1名水产专业人才，到60年代有了4名专业人才，占当时务渔劳力的3‰；到70年代末专业人员增至6名，占务渔劳力5‰；到1985年专业科技人员增至14名，仍仅占务渔劳力的5‰左右。这些专业人才的学历结构是本科6名、大专2名、中专6名。全区平均1400亩鱼池仅有1名专业技术人员。”此外，在养殖生产一线拥有少量土人才。可见，当时郊区养殖人才与规模日益扩大的养殖业需求相比，矛盾十分突出。

        缘于养殖业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郊区有关部门以及各公社、大队、生产队从70年代中期开始，即组织开展了区、乡、场（队）三级技术培训工作。这些培训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培训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1）分类举办鱼池管理员培训班。老渔区培训，侧重于技术的总结提高、养鱼基础理论知识教育；新渔区培训，着重讲授老渔区的技术经验、养鱼基本知识和实际操作方法。这两项培训，仅1978年全区渔民参加培训学习的就有2000人次。（2）专题培训，内容相对集中。如防治鱼病实习技训班，既进行鱼病的解剖和防治基本知识的讲解，又指导大家使用显微镜等仪器学会鉴别各种病原体— —寄生虫的技能。（3）技术讲座，针对生产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以及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应用的需要，组织开展一事一题的技术讲座。（4）在新渔区采用以老带新的方法传授养殖技术。一方面从老渔区挑选养鱼骨干技工支援新渔区；另一方面对新渔区的渔民加大培训力度。郊区12000多亩鱼池中，1976年后开挖的占29.8%，1980年后开挖的占48.2%，全区绝大多数的养鱼劳力是新手。为此，郊区有关部门和各相关公社、大队、生产队从1980年起，组织新渔民参加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3600人次，并挑选37名有文化和专业基础的青年到上海水产学院等高校系统学习养殖技术。
        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学习和实践培养，郊区自有渔业人才状况有了初步改观。截止到1985年，全区10个乡有养殖助理工程师4名（其中3名是养鱼工出身，经郊区政府评核授予技术职称），渔技员59名，养鱼技工（即鱼池管理员）296名，合计359名，占务渔劳力的13%。据对河埒、蠡园、广益、黄巷4个乡的194名鱼池管理员的调查统计，当时平均年龄43岁，最大的56岁、最小的22岁。
        六、水产科研机构获得丰硕成果
        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经济困难后，中央及时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做法，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方针，开始重视农业科技力量的建立。在此背景下，60年代初期开始全国建立了各级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协会，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破坏。进入70年代，随着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全国农村建立起了“四级农科网”：即县级建农科站（所），乡级建农科站，大队建农科队，生产队建农科试验田并设农技员。从而在农村初步建立形成了上下贯通的科研组织体系和科技人才队伍。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农业科技网的指示精神，郊区于70年代中期相继建立了农业科学研究所（后改为蔬菜研究所）、水产研究所、柑桔研究所、园艺水利研究所、茶叶品种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等6个农口技术研究所，形成了全区较完备的各领域农业科研力量体系，为农业生产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郊区农口各研究所中，于1977年建立的无锡市水产研究所（因郊区是养鱼大区，冠无锡名实属郊区），不仅地位作用突出，而且科研成果丰硕。1983年郊区水产畜牧局又在郊区建立养鱼技术推广服务站。先后担任郊区水产研究区所所长的是蒋铭振、窦厚培、王杏明、张贤、钮新权等。该所最多时有24人，其中有专业科技人员6人。从1977年成立到2000年改制，主要从事引进新品种、总结推广水产新技术等科研工作。据原郊区科委科技档案记载，这期间由该所主导和指导相关单位完成的科技成果如下：
        1991年度：
        1. “千亩池塘亩产商品鱼1吨”获国家“星火”奖二等奖、全国“七五”星火成果博览会金奖。获奖单位：蠡鸿村池塘养鱼研究所。
        2. “ZY系列叶轮增氧机”，获无锡市科技大会银奖。获奖单位：太湖渔机厂。
        3. “池塘养鱼高产高效研究”获江苏省三等奖、区二等奖。
        4. “鳗鱼饲料配方研究”获区三等奖。
        5. 技术推广项目两项：“鳊、鲫鱼出血症药物防治”和“罗氏沼虾池塘养殖技术”。
        1992年度：
        1. “千亩吨鱼技术”获无锡市“腾飞奖”。
        2. “XY2.2单双臂旋转式增氧机”通过省鉴定。
        3. “SLN-150I型环模式颗粒饲料压制机，通过省鉴定。
        4. “大口黑鲈鱼品种培育及养殖研究”通过区鉴定。
        5. “鳊、鲫鱼出血症防治技术”获区一等奖。
        6. “虾类饲料添加剂— —脱壳素的应用”获区三等奖。
        7. 罗氏沼虾养殖推广到无锡县、苏州、镇江；虾饵料脱壳素推广到湖州等地。
        1993年度：
        “双臂旋转式增氧机”获区四等奖。
        1996年度：
        引进特种水产养殖：
        1. 加洲鲈、斑点叉尾 鱼引种养殖技术（区水产研究所）。
        2. 澳大利亚红鳌虾饲养与繁殖试验（大浮乡）。
        3. 淡水白鲳的引进与养殖（区水产研究所）。
        4. 台湾“甘旨鱼”的引种养殖研究（区水产研究所）。
        5. “海南沼虾的引种试养技术研究”（区水产研究所）。
        6. “暗纹东方豚（即河豚）的引种及池塘养殖”（区水产研究所）。
        7. “银鲈配合饲料研究及池塘养殖”（区水产研究所）。
        8. “泥鳅的人工繁殖和育苗技术”（区水产研究所、区水产畜牧局）。
        9. “中华绒鳌蟹自繁育苗试验” （无锡特种水产新技术研究园，大浮乡）。
        10. “澳大利亚红丘鳌虾高产养殖研究”（大浮乡）。
        11. “异育银鲫配合饲料及药物饲料的研究”（区水产畜牧局）。
        12. “几种常用农药对罗氏沼虾致死浓度试验”（区水产畜牧局）。
        1994、1995年因资料缺失，未有统计数据。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因体制改革，郊区水产研究所转制解散未有相关统计数据。

        郊区在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后，为增加城市副食品供给，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结合兴修水利和改造低洼地，大力发展养鱼业。在60年代连续多年对3300多亩老鱼池进行综合改造提升的基础上，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又组织力量大规模开挖新鱼池达到15000多亩，通过这种“改老挖新”，建起连片精养鱼池面积占可耕地面积的比例由1949年的2.24%增加到1985年的22.5%。同时，引进推广适合本地养殖的新品种，加强鱼种培育和饲养技术的创新研发，从而使全区成为无锡及周边城市的重要商品鱼生产供应基地，实现无锡市民年人均商品鱼供应量高出全国大中城市平均供应量的三倍以上。
        一、从“做小鱼”到人工繁殖
        无锡渔民把鱼的受精卵培育成可以入池饲养的过程叫“做小鱼”。
        据史料记载，早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无锡地区养鱼业发展较快，但青、草、鳊、鲢等鱼苗十分紧缺。渔民们不掌握鱼种鱼苗的繁殖技术，只好选择到长江中下游的九江一带捕捞野生鱼苗来解决鱼苗之缺。于是每到清明前后鱼类繁殖时节，无锡有条件、懂技术的渔民就会驾船到长江九江段的鱼类产卵区，找一个水体流速较快的江湾水域用网围起来，利用江水自然流动（由于青、草、鲢、鳙等鱼类是粘性卵，需要在外界水流的冲击下才能孵化出鱼苗），让流入网内的成鱼受精卵慢慢发育成鱼苗，俗称“小花”。尔后再经过大约两个月左右时间，这些“小花”便长成1厘米左右的小鱼苗，俗称“夏花”。此时渔民便将小鱼苗打捞上船，返回无锡。这些小鱼苗运到无锡后，或投放在自己专门养小鱼的池内精心喂养，或卖给其他渔民进行饲养。
        “做小鱼”非常辛苦，渔民需要在长江边风餐露宿几个月。由于做小鱼的技术全凭经验积累和个人悟性，一般人很难掌握，所以贩卖“小花”很赚钱，旧时叫“发水花财”。当年在梁溪河两岸的广大养鱼户中，只有河埒口泰康村的丁锡金、丁爱仁、沈林艺、丁炳文4人掌握捕获饲养小花的技术。他们只要捞一把小花放在手掌里一看，就能报出鱼的品种、数量和优劣，准确率很高，颇为神奇。从民国晚年到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无锡养鱼户都知道河埒口这4人的大名，并把他们俗称“四双眼睛”。1956年，河埒口成立了“梁鸿高级生产合作社”，特地集资买了一条机动船，用以扩大做小鱼的规模，以增加社队收入。
        1958年，由国家水产总局长江淡水水产研究所、上海水产学院等科技人员攻关，首次成功掌握了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技术。郊区在获悉这一成功消息后，即闻风而动，开始推广普及这项技术。1961年，在国家水产部位于五里湖试验场专家指导帮助下，由无锡市水产研究所实验场在具有丰富天然孵化技术的河埒公社孙蒋大队组织推广试验。他们土法上马，以绰号“养鱼丞相”曹仁法为代表人物，开展了相关试验工作，并于1963年5月在亲鱼培育、催产受精和孵化出苗等环节上掌握了实际操作技术，实现了亲鱼成熟率、产孵率和孵化率的突破。1964年5月，郊区在国营水产养殖场荣巷分场建成拥有循环流水的催产池槽、孵化环道等人工孵化成套设备，为开展四大家鱼种苗的人工孵化提供了技术设备保障。同时，由该场王杏明、冯伯芳等养殖工程师通过在孵繁生产实践中传帮带，为郊区渔业各场队培育了一批孵繁技工人才。
        同时，成立于1958年的无锡水产养殖场（原属水产部五里湖试验场），利用170亩池塘面积，以青、草、鲢、鳙、鲤、鲫、鳊鱼等苗种繁殖生产为主，至60年代中期以后，实现年产鱼苗种1.5—2亿尾的生产能力。他们在满足供应郊区鱼苗种需求量基础上，还远销到山东、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等地。1983年，该场为解决鱼苗种长途运输难题，经反复试验，在全国首次利用塑料袋充氧装苗种通过飞机空运获得成功，不仅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而且有力支持了我国北方地区渔业发展。1984 年，该场还成功完成了“草鱼提早人工繁殖试验”，使草鱼提前两个月进入生长周期，此项目共进行5年，生产早繁鱼苗 8000 万尾左右，因此荣获无锡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郊区从1961年开始实现人工繁殖鱼苗种成功后，池塘养鱼苗种即实现了天然“做小鱼”和人工“做小鱼”的并进，并使“做小鱼”产业跨上了新的台阶。1969年开始，郊区围湖造田开挖鱼池、捕捞渔民上岸后，各渔业场队纷纷建立自己的种鱼池解决部分鱼种问题。渔港公社试验成功鲤鱼、鳊鱼、鲫鱼的人工繁殖。雪浪街道的原板桥、石塘渔业大队，试验成功了鲤、鲫鱼的人工繁殖，青、草、鲢、鳙等则向无锡水产养殖场、河埒公社、前洲鱼种养殖场等地选择购买。胡埭镇渔业大队也试验成功了鲤、鲫、鳊鱼的人工繁殖技术。发展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区83个渔业场队中大都专门划出鱼池作为“种鱼池”，开展人工繁殖鱼苗的生产。至此，长期困扰郊区养鱼业发展的鱼种鱼苗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即使个别鱼种自繁能力不足（如青鱼种鱼等），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到长江天然孵化地打捞和贩运了，在本市前洲等地的鱼种繁殖场完全可以购得。
        “种鱼之利丰厚”，自宋代以来一直沿续如此。郊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工“做小鱼”试验成功并逐步普及后，各场队除保障种鱼苗自用外，通过提升自繁能力、扩大对外宣传等措施，不断提高鱼种外销水平，有的场队甚至把鱼种远销到东北三省、内蒙古等地。据曾担任河埒公社水产大队第一任书记（1977—1979）的张蔚南回忆说：“卖鱼苗的钱十分好赚。那时，我们大队把鱼苗卖到东北黑龙江，我带着几位渔民，把鱼苗装进塑料袋（留孔）上火车，途中每天24小时轮流看守，唯恐鱼苗在途中窒息死亡。但到了目的地，100元钱一杯（约600—700尾）排着队买，可谓一抢而空。那个钱，来得真适意。”该大队连续几年把鱼苗销往东北、北京等地，在鱼苗上赚到了超乎预期的收益。
        此外，成立于1991年的无锡市西郊养殖场，利用180亩池塘面积，开展以鲤、鲫、鳊鱼苗种生产和成鱼养殖，年产鲤、鲫、鳊鱼苗种1000万尾，主要销往我省的苏北地区。郊区各乡的渔业场队每年也有大量鱼苗（主要四大家鱼苗）销往市内外，所获利润不菲。“做小鱼”已成郊区养鱼业一条重要的增收途径。
        进入80年代后，郊区“做小鱼”（主要指人工繁殖）产业随着养鱼业的深入发展和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各渔业场队开始转向特种水产种苗的孵化繁殖上。黄巷乡、蠡园乡、广益乡、大浮乡、河埒乡等郊区各乡纷纷投资设场专门孵化繁育特种水产种苗，不断取得技术突破和经济效益。其中1995年大浮乡投资设立的长广特种水产苗种场建造罗氏沼虾繁育温室1184平方米，到2000年累计人工繁殖罗氏沼虾苗12684万尾，成为当时无锡最大的罗氏沼虾苗供应基地。另有原锡山市东 镇特种水产养殖场投资建立鳖鱼苗的繁殖饲养，至1995年出产幼鳖20万只，不仅满足自身的种苗需求，而且外销种苗获益不菲。但至2000年，因物化成本增加、种鱼苗价格下降等因素，郊区“做小鱼”产业逐渐淡出。
        二、老渔区的综合治理
        据1950年初的统计，郊区共有鱼池743口2874亩，主要集中在梁溪河两岸的河埒口、荣巷、溪南以及沿太湖的大箕山、东五里湖边的蠡园附近等。其中河埒口、荣巷及溪南等处的连片鱼池有575个塘口2633亩，占总鱼池面积的90%。
        这批解放前留下来的老鱼池，年久失修，池小水浅，池埂低，多无进水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条件所限，对这些老鱼池平时只能小修小补，遇到灾害时只好应急抢险、穷于应付。1954年，太湖地区连日暴雨，洪水猛涨，外河水位高达4.73米，超出1937年4.7米的历史最高水位。当时，这些老渔区的渔民尽管日夜抢修，加高外堤，但仍无济于事，2000多亩的鱼池变成了一片汪洋，池内所养鱼类几乎跑光。1962年9月上旬的14号台风带来狂风暴雨，使河水陡升到4.64米，导致348亩老鱼池破堤遭殃，逃鱼损失达到6000多公斤。
        老鱼池不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而且因为池小水浅、束缚了生产能力的提高。1949年，河埒、溪南、梅园的1800亩成鱼池平均亩产只有133.5公斤（包括放养鱼种体重，下同），1950年达到178.5公斤，1952年上升到329公斤，到1962年也只有342公斤。从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亩产只增加13公斤，池塘亩产可谓一直徘徊不前。
        1964年，郊区水产科会同上海水产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江苏省水产研究所对郊区的这批老鱼池生产能力调查表明，始于清朝和民国时期的这批老鱼池存在以下几个明显问题：
        一是防洪能力弱。这些老鱼池大都沿湖沿河，土质池堤（外埂）防风抗洪能力低。按河埒、溪南、梅园3个公社的2633亩鱼池的统计，外埂高程达4.7米的有38.93%，4.5米的有36.15%，4米左右的有24.15%,并且外湖外河水浪经常冲刷池堤，使池堤有逐渐下塌的趋势。据测算和实践观察，池堤外埂平时保持4.3米高程，遇上暴风洪水袭击，只能保持3.6米左右的湖河水位的抗灾能力。可见，这批老鱼池外埂防风抗洪的能力十分薄弱，况且鱼池区内埂高程普遍低于梅雨季节湖河的最高水位。
        二是鱼池蓄水浅。郊区的河埒、溪南、梅园3个公社575只鱼池，1964年夏季最高水位时，水深在1.7米左右的占四分之三、在1.3米左右的占四分之一。河埒公社渔业一队25只成鱼池水深经实测，多数在1.3—1.7米之间。其中：有14只亩产在400公斤以上，5只亩产在599公斤以上（1963年）。水深1.7米以下的11只池亩产量均在312—399.5公斤,全队成鱼池平均亩产444公斤，要比全区成鱼池平均亩产336.5公斤高出107.5公斤。梅园公社大箕山生产队成鱼池水深只有1—1.3米，亩产量仅有250公斤上下。可见埂低池浅直接影响鱼类品种的混放密养，进而影响产量，故而渔民素有“一寸水一寸鱼”之说。
        三是鱼池口径小。梁溪河两岸的老鱼池最小的为1亩半，多数在三四亩之间。河埒口210只成鱼池，平均每只池面积4.98亩，在当时已算是较大的鱼池了。池小水浅，不适应肥水养鱼的需要。尤其在夏秋季节，鱼池存鱼量一般不能超过400公斤，即便如此，仍然经常发生泛塘死鱼的事故。
        四是鱼池灌溉难。由于当时水利灌溉条件落后，在郊区有部分鱼池不紧靠外河内浜，进出水困难，加之运输不便，被渔民俗称为“死水池”，又叫“望天池”。
        上述情况说明老鱼池非改造不可，否则难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此，从1964年冬季开始，郊区政府组织各方力量，利用渔民冬季起捕干池的生产间隙，先后对老鱼池进行了两次扩能改造。第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小改大、浅改深、低埂改高埂、死水改活水的“四改”为重点，初步改变了老鱼池的生产条件；第二次是在70年代中期，本着“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分批实施、当年改造、当年受益”的原则，以深化“四改”为中心，加强池河路埂的综合改造治理，从而把老鱼池改造成了池塘大、蓄水深、池形齐、池埂宽、道路直、河浜成网的高产鱼池。
        60年代“四改”老鱼池，首先搞起来的是河埒公社渔业一队，后逐步推广到梁溪河两岸各老渔区。该队抓住冬季起捕干池的间隙，男女老少齐上阵，冒着严寒冰冻，连续7个冬春大搞拆埂并塘、疏浚河浜的施工，累计挖搬土32万方，使全队230亩老鱼池旧貌换了新颜。实现了由小改大，全队多数鱼池面积达到5—6亩，大的鱼池有近10亩。池大水宽，“宽水养大鱼”，为肥水养鱼创造了条件。实现了由浅改深，全队多数鱼池普遍挖深到2至2.5米，有的深达3米，在鱼池总面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比原先鱼池蓄水量扩大了三分之一，也就等于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养殖体积容量，为多品种混放密养创造了条件。实现了灌溉和交通更通达。经过拆埂并塘和把池区河浜拓宽延伸，使每只鱼池都能紧接水口，改善了排灌条件，尤其是为夏秋季节及时大量加注新水提供了便利，使过去的“死水池”变成了活水池；同时，通过池埂加固加宽加高，使外堤都高于历史最高水位0.3米以上，不仅方便渔民饲料运输投喂和成鱼起捕等劳动作业，而且基本做到了大水不淹池、洪水不破池，实现了旱涝保收。河埒渔业一队老鱼池经过“四改”工程，加上采用“八字精养法”的饲养方法，1964年的成鱼平均亩产突破500 公斤（510.9 公斤）,以后逐年增加,到 1974 年亩产达到 713.5 公斤，比1963年“四改”前翻了一番。
        河埒公社渔业一队改造挖潜增产的经验，在郊区老渔区迅速推开。随之，郊区各老渔区结合每年冬季挖河泥积肥之际，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老鱼池进行“四改”。据1965年统计，郊区当年冬季组织16个乡（当时尚为小乡，未进行合并），出动6000多劳力，干池挖取池泥540万担做农田基肥，平均每亩鱼池挖土100立方。在河埒公社沿梁溪河的350只老鱼池，以河埒一、二、三队为样板进行“四改”，后分期分批推广延伸到蠡桥、孙蒋、东浜、西浜，大渲等渔业队，连续6个冬季挖取老鱼池淤泥做肥料，累计挖土300多万，不仅获取了种田基肥，而且改变了鱼池生产条件，增强了抗灾能力，为提高鱼池混养密度打下了基础。溪南公社的老鱼池从60年代后期展开“四改”。截止到1973年，郊区2200亩老鱼池因为开展“四改”工程，使平均亩产从1964年的342公斤提高到了533公斤。但由于各队鱼池改造进展不一、养殖管理水平不一，导致社队之间生产水平悬殊较大。1973年河埒渔业大队平均亩产已达630.5公斤，河埒渔业一队已达805公斤，溪南公社也已达到507公斤，而梅园大箕山渔业队只有351.5公斤。
        经过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四改”工程施工，老鱼池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但从全区来看，还有大部分老鱼池存在大小、深浅不一、池形弯曲多边、池埂狭窄不平、外堤抗洪能力弱等问题。鉴此，郊区各级政府继续推进老鱼池的“四改”工作。河埒公社作为老鱼池改造的重点单位，不满足于已经所取得的成绩，继续在全区带头开展“四改”，大胆地提出“要产一吨鱼，先造吨鱼池”的目标，并具体制定了“以继续改造鱼池为重点，实行池、路、河、埂综合治理”的方案。从1975年11月中旬至12月底的冬季干池期间，全公社各级干部带头干，男女老少齐出动，白天干池捕鱼放养，晚上点灯夜战挖方，争时间、抢速度，连续苦干45天，开挖装运45万土石方，把350只老鱼池改成230只池大水深埂直、池路成网的鱼池区。渔民对此自豪地说：“百年池埂搬了场，老池面貌变新样，养鱼再创高产量。”随后，溪南公社、梅园公社的大箕山大队等有老鱼池改造任务的社队也分期分批进行改造。第二次老鱼池的改造提升，始于1975年，止于80年代初期，共完成100多万土石方，使全区80%的老鱼池达到了能产吨鱼的标准（指成鱼池平均亩产达到1000公斤以上）。这次老鱼池改造提升被渔民称为“再四改”。
        一是老池再挖深。河埒公社渔业大队在总结1974年池塘养鱼经验中发现，凡亩产超过千公斤的成鱼池，池深都在2.5—3米。例如该大队渔业一队有两只邻近的鱼池，面积都是5.5亩，饲养管理条件相仿，但产量差距明显。一只水深2.3米的“葫芦池”亩产只有930公斤，而另一只水深3米的“浜口池”亩产1165公斤，两池水深相差0.66米，亩产量相差230公斤。所以，全区老鱼池的有关社队在第一次“四改”清淤挖深的基础上组织力量对池深不理想的老鱼池进一步挖深，以扩大老池水域容量，积极为高密度养殖创造条件。

        二是老池再改大。经过第一次“四改”，全区多数老鱼池面积都扩大到了5—6亩，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较改造前产量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河埒公社渔业一队1只10亩面积的大池，在70年代初普遍实行肥水养鱼技术后，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这只10亩大池水宽溶氧比较充足，出现鱼类浮头现象少，不易发生泛塘死鱼，增产幅度大，改大后的3年亩产迅速增加到925公斤。对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新一轮“四改”中，全区各有关社队又对老鱼池进行改大施工，把大多数老鱼池改大到8—10亩。
        三是将多边形池改为长方形池。各社队从老渔区的实际出发，经过拆埂并塘、整理地形和截湾取直等施工，对各自的不规则老池进行了再加工，基本建起了以长方形为主、正方形等形态为辅的池形结构。这不但为渔民饲养劳动提供方便，而且扩大了老池的日照和受风面，可自然增加池水溶氧，便于鱼类回游觅食，提升了池塘的生态环境。同时，通过截湾取直腾出土地，为加宽池埂、扩大池边种植青饲料面积等提供了条件。
        四是土堤改石堤。从1977年冬天开始到1979年，郊区有关部门组织各方力量，筹集资金、物力、人员，将从大渲口到蠡桥堍的梁溪河两岸2000多亩连片老鱼池5000多米长的土堤岸，改建成高程5米的石驳岸。1983年遭遇特大洪水期间，又普遍用煤渣砖将之加高60厘米。通过改建加高石驳岸，有效地抗御了洪水的袭击和平时机动船航行时激浪的冲击。此外，河埒和溪南等老鱼池区，还把高低狭窄不平的池埂进一步整修加固拓宽，并架设桥梁，方便了渔民水陆运输。
        三、开挖新鱼池
        20世纪50年代，郊区新开挖鱼池不多，仅仅把间插在老鱼池区的200多亩菱塘改成鱼池，把蠡湖边存在的散户废鱼池进行扩建挖深加以利用。
        例如，蠡园西边原有两只鱼池，还有在这两只鱼池西边、被淹没在芦苇丛里的几只古代留下的废鱼池（池主为蠡园长桥徐祥巷的沈泉昌等沈氏家族所共有）。这些连堤埂都淹没在水里的废鱼池，池周长满芦苇。这印证了古代太湖北岸和五里湖的水位很浅，后来水位上升了才把这些鱼池淹没。据徐祥巷沈瑞云的《家史》说，徐祥巷沈姓的祖先都是渔民，他们捕鱼兼养鱼，也种田。后来鱼池淹没，不好养鱼就不养，改在塘里种些菱，因塘里的菱常常被偷，最后连菱都不种了。又如在东五里湖金城湾南桥村西，明朝后期有人在湖边挖池，饲养鲢鱼之类，但长期未成规模，直到新中国建立时仅有30多亩池塘。该池塘本称为“鱼池头”，后因明朝名臣高攀龙曾在此隐居而被誉为“高子水居”。这片渔塘在20世纪50年代不仅没有扩大，而且被占用。直至21世纪初，无锡市政府在整治五里湖时重修“高子水居”以供游人瞻仰和休闲而不再存在。
        郊区开挖新鱼池始于60年代初期。当时，上级要求蠡园公社长桥大队书记徐学震把蠡园西边的芦苇塘扩建成鱼池使用，徐学震不愿把本大队的土地让给外人使用，便坚持不同意在此挖池。后来，上级按每亩70元的价格将此芦苇塘购买，并调来板桥、雪浪等地的农民与长桥人一起开挖，共挖得72亩正规鱼池。同时，郊区在蠡园东边和青祁巷、许巷南边的鱼塘旁、芦苇塘地域扩建鱼池，陆续开挖了200多亩，并交给区水产养殖场管理。至60年代末，郊区范围内新开挖鱼池不多，仅是各社队利用水口条件的零星开挖。此时全区连同老鱼池在内共有精养鱼池3320亩。可以说，新中国建立的前20年，郊区新鱼池建设走的是小步。从1970年至1985年的15年，郊区开挖新鱼池迈开了大步，先后分三批挖建连片精养鱼池15000多亩（不含五里湖以南原属无锡县的东降、华庄、南泉、雪浪等地新开挖的面积）。
        第一批开挖新鱼池启始于1972年。当时无锡市政府和郊区政府为了改变围湖造田带来的严重后果，决定在西太湖和西五里湖两处实行“退耕还水，挖池养鱼”施工。当年冬天，郊区集中相关公社、大队的力量，组织5000多名男女劳力，花1个多月时间，开挖新鱼池1600亩。其中，西太湖围垦区由梅园、渔港两个公社承担，共开挖600亩；西五里湖围垦区由河埒、溪南两个公社承担，共开挖1000亩。同时，将西五里湖2000多亩围垦稻田地开坝退田还水，实行外荡养鱼，从而基本恢复了原来占用水面和被破坏的自然风光。
        第二批大规模开挖新鱼池始于1975年。1975年10月21—29日，第二次全国城郊养鱼现场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会议传达了国务院有关领导提出的“城市郊区以生产蔬菜为主，同时发展其它副食品”的方针。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因地制宜，建设城郊商品鱼生产基地，就地供应上市，不断提高城市居民吃鱼水平。当年11月，无锡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郊区贯彻全国城郊养鱼会议精神的意见，研究决定加快建设无锡城市副食品生产基地。由此，无锡市政府以及郊区政府提出了“一建设两服务”（建设副食品基地，为城市服务，为旅游事业服务）的方针，并提出水产、水果、绿化的“两水一绿”建设方向，着力发展养鱼业，尽快提高城乡食鱼自给水平。于是，无锡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城乡人民齐动手，大干100天，建成鱼池2400亩”的大会战计划，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和组织筹划工作。是年冬，即成立无锡“鱼池基本建设大会战指挥部”，由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主任马健任总指挥，倪浩堂、耿子民、谭克、吴钊等任副总指挥。并从市区相关部门抽调一批干部成立办公室，吴钊任主任，郊区水产科科长任副主任，全市各区局成立13个分指挥部，全市466个工矿企业都建立了施工组织。在广泛动员和严密组织下，从1975年冬至1976年春的100多天内，市各区局企事业单位按每人5立方土的要求接受任务，相当于工程施工总立方数的一半。郊区农村承担另一半。全市共有150万人次参加会战。高峰期间，每天有3万多人在工地劳动。各级机关干部吃、住、劳动、工作在工地上。市委常委带头上工地劳动，市各部委办局的同志带头完成下达的土方任务。市医药公司的领导和职工一起，春节不休假连续作战，提前完成任务。施工中，各部门各单位发扬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自带劳动工具，自理伙食（在食堂办起之前都是自带干粮），在工地共搭建了2万平米的简易工棚解决7000多人的食宿，市中心区的崇安区医务人员和小学教师步行上工地，在各工地没有排水机械时，大家从家中拿来铅桶、脸盆舀水。会战期间，共动用51台拖拉机、20多台推土机和挖掘机。许多单位自制土吊车、牵引机、输送带、小型翻斗车、轻便轨道等机械设备，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施工效率。同时，市区各系统、各部门发挥各自职能和技术优势，千方百计保障施工需要。供电局在工地接入电源，邮电局连接电话到工地，商业物资部门把主、副食品送到工地，公安部门认真做好工地安全防范工作。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这次大会战在西太湖、西五里湖两处围垦区共开挖精养鱼池2400亩，并对梁溪河两岸老鱼池改造1800亩，合计完成土石方200多万方。
        这次新开挖的鱼池基础配套设施做到三通（水、路、电）先行，三池（成鱼池，鱼种池、非洲鲫鱼越冬池）配套，三业（水产养殖、畜禽饲养和种植）同步施工。在精养鱼池的质量上达到：埂高池深，池格成方，河渠成网，接连成片，堤路相同，接通电源。当年春季，郊区即创办了河埒、溪南、梅园、渔港4个养殖场，并配备800多个专业养鱼劳力以及船网工具机械等，及时投放鱼苗饲养，至当年国庆节就起捕5万多公斤活鱼上市，使市民尝到了新开鱼池所饲养的新鲜活鱼。到1976年底，整个新鱼池区又添建猪舍450间、7000多平米，禽舍96间、1900平米，牛舍13间、600多平米，初步构建起畜禽水产养殖生产链，进一步提高了新渔区的产出效益和市场供给能力。
        第三批大规模开挖新鱼池始于1979年。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郊区本着“全面调整，综合开发”的原则，坚持菜、鱼、茶、果通盘规划，提出了到1985年建成3个2万亩的副食品生产基地的目标任务（即种植蔬菜2万亩、精养鱼池2万亩、茶果2万亩）。由此，郊区从1979年冬开始了第三批大规模开挖新鱼池的施工。这次开挖新鱼池，主要在区属原来没有养鱼的7个乡（山北、南站、旺庄、扬名、大浮、广益、黄巷）展开，先后将种菜种粮产量低的低洼地开挖成7180亩新鱼池（各乡开挖鱼池的具体情况见郊区各养殖场及湖泊养殖场基本情况一节），从而做到了全区乡乡有养鱼业。马山自古以来无专业渔民，1956年才搞起池塘养鱼，1957年放养面积仅有36.9亩。从1979年开始，马山在围垦区退田挖池3500亩，并于1982年创办了拥有230亩的鱼种养殖场。但池塘养鱼面积很快减少，至1989年只有2680亩、至2005年仅剩1500亩、至2010年左右仅剩200多亩。
        与此同时，原属无锡县的东 、南方泉、华庄、雪浪和胡埭等乡镇也开挖鱼池发展养鱼业。南泉乡从1978年起在太湖岸边围湖开挖鱼池250亩，至1986年水产养殖面积达到1687亩，亩产达到1500斤，总产达到6700担，至1994年总产增加到7840担，其中养殖产量7620担、捕捞产量220担。1973年4月，无锡县政府把原属厚桥公社的谢埭荡的36户渔民迁到胡埭定居，与当地7户渔民组成渔业大队，后由胡埭、阳山、藕塘、杨市4个公社联合在直湖港发展“大联合养鱼”，3年后解体。胡埭乡从1974年开挖鱼塘62亩，至1978年增加到100亩。1980年成立水产养殖场，在淀溪外水面组织围养。到2008年水产养殖面积达到1319亩，其中稻田养蟹355亩，上市各类水产品780吨。到2001年水产养殖面积达到1410亩，其中稻田养蟹800亩、上市水产品360吨。东 镇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大规模围湖造田热潮中，所属脚盆湾、南桥、渔业、石塘、蠡东、糜巷桥等大队分别在东五里湖、长广溪围垦水面1543亩，其中开挖鱼池497亩，至1986年开挖面积增至687亩。80年代初，该镇把1972年上岸定居的42户渔民组成的渔业大队改名淼庄村，并分成4个村民小组，3个从事农业种植生产，1个从事工副业生产。主要开展池塘鱼虾养殖，面积达到435亩，至1981年上市成鱼达到6.5万斤。华庄镇（原红旗公社）于1968年开始在太湖岸边围湖造田880亩，后又围垦800多亩共计1700多亩，其中围筑鱼池540亩、净水面达到356亩。为此，在1968年冬季成立了包括捕捞渔民在内的有93户村民参加的渔业大队。成立之初有些农民不愿意养鱼，后经过反复说服动员才同意。1978年，该镇又将南庄、桑园、巡塘等村的十几户共260多人归并到渔业村，由此渔业村人口和生产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
        从1979年到1985年的第三批大规模开挖鱼池工程质量来看，由于坚持精养鱼池的标准，与之前（70年代）开挖的鱼池相比有许多不同。一是挖鱼池与兴修水利、改造低洼地一起进行。市郊东北部地势低洼，一些田地菜粮产量低，历年加高圩岸，导致挖废土地成水坑，水利修不胜修。鉴此情况，郊区南站、广益、黄巷、旺庄等乡在沿圩岸低田挖土筑池，并将挖出的土方加高7000多米长的圩岸，实现了一举两得。例如郊区针对沿伯渎港、冷渎港的洼地，连续5年在此组织开挖鱼池1200多亩，既新增了养殖鱼池，又通过改造减轻了洼地汛期防洪压力。二是在开挖鱼池的同时注意保护水质。市郊东北、东南区域轻化工厂较为集中，水源被工厂污水侵染。广益乡从1979年起开挖的600多亩鱼池，都采取在向阳村建泵站引运河水入池的方法，同时在一些河道修建水闸阻拦污水入池、围绕鱼池修建2000多米的净水池，以减轻污水对鱼池的污染程度。三是把池塘养鱼与畜禽养殖结合起来。山北等乡的畜禽场过去只养禽畜，后在禽畜场旁开挖鱼池，将禽畜粪便引入鱼池开展肥水养鱼；一些种菜的社队利用低洼地挖鱼池，将蔬菜下脚料用作养鱼饵料；有的社队在食品加工地如淀粉厂、食品加工厂附近开挖鱼池，就地取材，利用食品下脚料喂鱼，既减轻废品污染环境，又解决了养鱼部分饵料；马山坚持在鱼池附近广泛种植青饲料，为养鱼和畜禽就近就便提供青饲料来源。
        郊区三次大规模开挖新鱼池，所需建设资金，均是按“集体筹措为主，国家扶持补贴为辅”的原则进行筹集解决。国家扶持补贴一块，采取“分期投资，受益返回”的方法给予补贴。集体筹集一块，主要靠郊区以及各社队历年利润的积累。据统计，郊区1974—1983年的10年间渔区基建投资额累计达到2016.34万元，其中1979—1983年5月投资的1209.44万元，社队自筹资金达到926.84万元、占总投入的76%。
        此外，新老鱼池建成改造后，每年冬季都要利用干池捕捞期间进行整修。特别是在1982至1984年间，郊区组织力量对3900亩鱼池的土坡改建为水泥或煤渣砖的护坡，减轻池水特别是汛期洪水对池堤的冲刷，并且每年坚持对护坡加固维护。这些施工所需经费多由各社队集体筹资解决。但是，在通过大规模修缮老鱼池和开挖新鱼池后，成规模化养鱼业的郊区在发展中面临两个棘手问题，制约着养鱼业的快速持久发展。一是鱼池清淤问题。鱼池每年都会沉积10厘米左右的鱼类粪便和残渣污物，本可以用作农家基肥，但随着鱼池增多、农田面积又因乡镇工业崛起而缩小，导致用肥量减少，以及大量使用化肥，鱼池淤泥需求量大幅减少，影响到了每年鱼池清淤深度，进而易诱发鱼病和影响鱼产量。河埒公社渔业一队鱼池深度在1.8米的占30%，2米的占52%，2.5米至3米的占18%（1985年10月测量数），较老鱼池初加深时普遍抬高了5—50厘米以上。至80年代中后期，全区1万多亩鱼池清淤成了棘手问题。二是河水污染问题。由于工业发展速度大于污水处理速度，全市每年新增未处理污水约在100多万吨，使河水污染程度日益加重。沿梁溪河两岸1400多亩鱼池，从蠡桥到大渲口共有9条入河小浜，到1983年，其中4条发黑发臭，再也不能注入鱼池，其它5条河浜的污染也日趋严重，平时只能通过观察水色才能确定可否使用。据郊区渔政管理站对河道污染造成的养鱼损失调查统计，从1978—1985年5月，全区因受河水污染而致鱼死的达到4.05万公斤以上，折合经济损失14万元。这些损失除有关工厂赔偿了2.5万元之外，其余均无法弥补。
        四、引进新品种
        旧时，郊区池塘养鱼一直沿袭混养青、草、鲢（白鲢）、鳙（花鲢）、鳊、鲤、鲫等7种鱼类。新中国建立后至80年代，先后引进试养过20多个鱼类品种，大致情况是：60年代引进团头鲂、非洲鲫鱼（学名罗非鱼）、西湖红鲫、呆鲤、鳗鱼；70年代引进荷包鲤、杂交丰鲤的原种— —江西兴国红鲤、散鳞镜鲤、杂交肥鲤、细鳞斜颌鲴、园吻鲴、非洲鲫鱼；80年代（至1985年）引进东方真鳊、云南高背鲫、革胡子鲶（又名塘虱鱼），还引进鲤鲫交配的异育鲫、白鲫和东北银鲫等杂交品种。在这些引进养殖鱼品中，获得全面推广并见到实际效果的品种，主要有团头鲂、东北银鲫、非洲鲫、日本白鲫4个品种等，其余或饲养技术不过关、或饲养成本过高、或产出效益不理想、或不受市场欢迎而遭淘汰。
        （一）团头鲂的引进推广。团头鲂又名武昌鱼，原产武昌鄂城梁子湖。1962年2月由上海水产学院介绍引进，河埒渔业一队从武昌青草湖渔场运回2000尾1.5—2寸的冬片，经第二年试养结果显示，团头鲂食性广、生长快、抗病力强，在相同的饲养条件下，要比长春鳊提高30%的产量。当初河埒渔业一队在8只成鱼池中做对比试验，放养团头鲂池的亩产66.5公斤（不含该池其它放养鱼产量，下同），放养长春鳊池的亩产仅有49公斤。加之团头鲂容易牵捕，可以在夏秋季节轮捕上市，且背高体大、可食部分多、肉质鲜美，颇受养殖户和消费者欢迎。
        河埒公社渔业一队在上海水产学院的指导下，当年即掌握了团头鲂的人工繁殖技术。以渔业一队为供应此品种鱼苗基地，仅三四年时间，全区各养鱼场队都能繁殖团头鲂。在当时亩产700—1000公斤的成鱼池中，团头鲂可占有100—150公斤，仅次于草鱼的产量，并使鳊鱼比重在鱼池总产中由原来的10%提高到13%—15%。
        但在1982年后，在混养品种普遍提高后，特别是鲤、鲫鱼放养密度增加后，争食矛盾突出，加上团头鲂的适口饵料鲜嫩水草、浮萍等来源减少，团头鲂饲养产量逐渐减少。
        （二）非洲鲫鱼的越冬推广。非洲鲫鱼食性广，生长快，喜热怕冷。这种鱼能在低氧、水温高达40度的恶劣环境中生存，在25—33度水温中生长最快，但低于10度水温就会被冻死。早在1964年秋，河埒渔业一队曾经引进过此品种鱼，结果因越冬设备不好而冻死。1971年夏初，郊区水产科又从广东空运苗种来试养。当年夏初繁殖的鱼苗到秋季已长成2—4两的可食鱼。为能让非洲鲫鱼在本地安家，河埒渔业一队建造了一只17平方米的土坑越冬池。第一年因水质水温未控制好，越冬成活只有23尾。随后两三年研制使用了微型增氧机，使越冬成活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并且摸索出“控制水温，适量喂食，调节增氧，稳定水质，防治鱼病”的一套越冬管理办法。由此，1975年越冬池扩大到21只计1353平方米；越冬规格由少量亲鱼发展到成片鱼苗（3厘米左右）。这年夏秋，推广到全区2200亩成鱼池大面积饲养的非洲鲫鱼总产达到15.18万公斤，平均亩产69公斤,高产的达到150公斤，占商品鱼总量的9%。从1976年开始郊区把非洲鲫鱼越冬池作为渔区配套设备加以推广建设，至1980年全区建有越冬池84只8164平方米（含国营水产场1000平方米越冬大棚），初步解决了全区非洲鲫鱼的越冬和鱼苗供应问题。
        在初步解决越冬和鱼苗供应后，郊区还为此开展了科学饲养的探索。曾引进莫桑比克罗非鱼（非洲鲫鱼）品种进行饲养对比，并组织杂交诞生出新品叫福寿鱼，以及开展非洲鲫鱼性转化的小型实验。在成鱼池混养方法上，先后总结推广过“按季合理交叉，布局相对集中，诱饵早捕”等方法，使非洲鲫鱼亩产稳定在100—150公斤，高产的达到400公斤以上。从1971年再度引进非洲鲫鱼饲养，至1978年的几年探索实践，不仅克服了饲养技术障碍，而且在全区得到广泛推广，使全区非洲鲫鱼年产量达到35—45万公斤，并保持稳定发展。
        大面积饲养非洲鲫鱼后，带来越冬保种消耗能源多成本高的问题。据统计，1万尾1寸左右的鱼苗越冬200天，正常成活率在60—80%（多数地方因管理成本跟不上越冬成活率很不稳定），耗电达到1700度，支出电费等247.13元。所以，1983年全区84只越冬池实际使用的只有20只计3000平方米。到1985年只有国营水产场等5个单位的1400平方米的越冬池用以保种，多数场队不再越冬保种，而改为向外地购进鱼苗。由于所购鱼苗规格小，增加饲养难度，加上经常深秋寒潮来袭因未及时捕捞而导致大量冻死。1980年被冻死7.5万公斤，1981年被冻死10万公斤。这成了饲养非洲鲫鱼的软肋。

        （三）银鲫和白鲫的引进推广。鲫鱼是无锡地区人们喜食的鱼品种之一。但本地鲫鱼品种长得慢、个体小，亩产仅几十斤，制约了鲫鱼饲养发展。1976年11月，从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引进700尾2—3寸的东北银鲫（因产于东北的方正地区，又名方正鲫）。此银鲫生长快，个体大，经70年代初的试养推广，逐步取代了本地鲫鱼品种。
        1977年，从中山大学生物系和广东水产所引进日本大阪鲫鱼品种，因其体色白亮而被称为白鲫。所引进的500尾白鲫夏花，在本市水产所当年育成个体达200克左右的成鱼。1978年扩大繁殖1万尾。1979年，经蠡园、河埒等渔业场队试养效果较好，迅速繁殖了70多万尾。白鲫对饵料要求不高，兼食浮游生物，个体长势比银鲫高30%左右，还可轮捕轮放，夏秋季上市。所以，从1980年开始，由区水产所向全区供应白鲫苗种210万尾，实现全部推广饲养。1981年，全区养鱼场队都能自繁自育，培育夏花达到850万尾，不仅满足了全区鱼苗的需要，而且应省水产局要求调拨170万尾鱼苗供徐州、盐城、扬州、淮阴等地养殖推广。
        白鲫品种成功引进推广后，郊区水产部门通过总结推广河埒养殖场900亩成鱼池混养白鲫亩产203.1公斤的高产经验，使各场队白鲫产量连年提高，也使鲫鱼面市量迅速提高。1981年全市生产商品鲫鱼35.6万公斤，平均亩产30.5公斤。1983年总产93.95万公斤，亩产72.3公斤，产量仅次于鲢鱼、草鱼，居第三位。同时，水产部门鉴于白鲫的肉质比银鲫、本地鲫稍差，又采取白鲫与银鲫、异育鲫搭配混养的方法，做到了夏秋轮捕上市白鲫、冬季上市银鲫和本鲫。
        上述几个鱼品种的引进推广，不仅提高了郊区池塘单产和总产，而且还丰富了鱼货市场供应品种。过去郊区夏秋季以鲢鱼上市居多、草鱼次之，此时有草鱼、鲢鱼、团头鲂、银鲫、白鲫、非鲫等多品种轮捕均衡上市，使市民一年四季都有鱼吃，适应了消费者需求，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郊区渔业生产从个体私营转变为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进而引发了郊区鱼产品的供销体系相应发生变化。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1983年取消人民公社组织制度后，郊区水产品供销体制机制随之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郊区鱼产品供销体制的变化过程，大约经历了4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4月至1955年，是由私营鱼商贩以及渔民自产自销为主，与国营水产供销社、集体渔业供销社为辅的多元经营时期；第二阶段从1956年至1979年初，是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经营时期；第三阶段从1979年至1985年，是逐步放开鱼产品市场经营主体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第四阶段从1985年开始至今，是鱼产品全部放开、由市场决定经营主体的时期。这4个阶段既与郊区渔业生产所有制变化情况相一致，又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郊区鱼产品供销体制的演变脉络。为了较全面且连贯地反映鱼产品供销体制演变过程，本节对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的鱼产品供销体制特作总体梳理记述。
        一、私营控市，伴生国营
        新中国成立至农村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基本完成（1949—1956），是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时期虽短，却是郊区水产品供销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的前奏和铺垫，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这时期，国家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正处于恢复时期。郊区渔业生产在逐步恢复性发展的同时，其供销体制仍以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民间私营企业组织— —鱼商行、商贩供销为主渠道。这也是郊区渔业发展逐渐培育形成的供销历史传统所决定的。私营鱼行、鱼贩几乎瓜分了无锡城乡鱼市场，形成了相对完备的销售体系，并绝对垄断着鱼货市场行情。
        私营鱼行、鱼贩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各自的鱼货供应渠道。在郊区大浮地区的吴塘门，由于面向外太湖的天然港湾，历史上从来就是太湖捕捞渔民的避风靠岸码头，从而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渔市场和吴塘古镇。这个渔市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间内，仍然是各商家鱼贩首选之地，每天清晨和日落西山的傍晚，各鱼行商贩和各大饭店采办人员便蜂涌而至，在码头和古镇街区选购自己所需要的鱼产品，或贩至城中水产市场，或送至宾馆饭店，如今已无法掌握到当时每天的交易量，但从当时车楫来往、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可见一斑。在郊区滨湖沿岸（包括进港附近市镇），那时像吴塘门这样的水产交易码头还有许多，如周潭镇、巡塘镇、华庄镇、小溪桥、南方泉、夏家边、南桥、河埒口、西袁弄、石埠、闾江口、古竹等，都是附近鱼行商贩到此贩运水产品的交易码头。可以说，这时期太湖渔民的鱼产品绝大多数在沿湖码头被私营商家所贩运，很少有渔民自己赶到城里水产市场摆摊销售。
        当时，郊区池塘养鱼尽管多集中于梁溪河沿岸区域且靠近无锡城区，但渔民的成鱼销售也大都交由鱼商贩销。各商贩根据市场行情和鱼品种上市季节，或到定点的鱼池选购贩销，或到西郊最大的鱼市场— —河埒口选购贩销。同时，养殖渔民由于近靠城市、与社会联系较广，也有开展自销的，以减少环节，增加收入。不过，渔民自销因家庭人手而定、也不固定，有渔民进城摆摊设点销售，有渔民联系大客户送货上门销售，也有就在池埂路边或走村串户销售。
        新中国成立初期，供应无锡市场的鱼产品，90%以上来源于海洋和湖河的天然捕捞，郊区养殖产量的占比不到10%。当时无锡市区人口在40万左右，社会购买力较低，每年投放市场的鱼产品达到150—200万斤左右即可满足市场需求，超过这个量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面对当时的供需关系，一些鱼商为赚取高额利润，往往通过控制鱼货和垄断市场的手段，以哄抬鱼价。这种哄抬物价的现象，全国其他地区也很严重。为此，中央在对私营鱼商采取限制、改造方针的同时，要求各地筹组国营水产供销组织，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1949年9月，无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进驻私商联营的鱼市场，重振业务，恢复代客购销，保障市场。1951年4月，苏南公署在无锡建立苏南水产运销公司，其任务就是合理掌握鱼价、调剂市场需要、减轻私商鱼行对渔民的中间盘剥，为发展渔业生产创造条件。同时，无锡各区政府和当时的太湖“民政”工作队，还组织“运销组”帮助渔民销售，其规模有大有小、时间亦长短不一。无锡市政府还动员市民多买多吃“爱国鱼”，帮助渔民减轻负担。不仅如此，还通过向渔民发放低息贷款、加大国营商业组织收购推销力度、调节缩小批发零售差价等措施，以疏通产销渠道。
        作为刚刚筹组成立的无锡国营水产供销组织，为保护渔民利益、打击私商鱼行的垄断经营，出台多项措施吸引渔民到国营渠道销售。一方面根据品种鲜活程度，随行就市、按质定价；另一方面坚持“一磅两交”方式经营，即渔民按预约时间将鲜活鱼送到国营水产公司，经过一次过磅直接交给菜场零售点销售。过磅得出的鱼货数量，既是渔民的出售数，又是零售摊点的进货数，水产公司仅收取3%的管理费、代征5%的水产税（另每担鱼收3角钱的力资费），做到明码标价、控制交易成本；再一方面对到国营渠道销售的渔民计划供应紧俏的渔需物资，增强渔民进入国营渠道进行销售的吸引力。如此政策措施的实施，不仅较好地平抑了鱼价和鱼市，而且与渔民建立起了良好的协作关系。
        二、统购统销，服务城市
        1953年，国家开展对工商业资本主义以及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随着国家经济恢复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水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至1955年，无锡私营鱼行和鱼贩通过与国营商业和集体供销合作社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私商鱼行、鱼贩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1956年10月国务院发文规定，对若干渔区部分水产品由国营商业或者委托供销社统一收购。1958年，国务院又批转商业部、水产部等6个部委关于产品分级管理办法的《报告》，正式把商品（包括农副产品）分成三类进行管理。其中把21种水产品列为二类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其余水产品列为三类产品，归地方管理。在被列为二类的21种水产品中，包括青鱼、花白鲢、鲤鱼等。由此开启了水产品统购统销、服务城市的新体制，并一直延至1983年人民公社制度结束，时间长达25年。

        根据国家这一政策规定，1956年无锡市成立国营水产供销公司，对水产品实行高度集中、独家经营的一条龙的产、供、销管理体制。具体任务是负责对全市水产品进行收购、供应、调拨，保证居民的水产品供应，指导、扶助郊区渔业生产，组织渔需物资供应。市水产公司成立的当年起，即开始对郊区淡水鱼实行部分派购，后经过几年的摸索实践，到1962年，统购统销体制即基本建立形成。随着统购统销体制的建立运行，市水产公司所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为此，公司的机构功能设置和储运设施不断得到增加。至80年代初，该公司拥有职工400多人、固定资产450万元，有1600吨的冷藏库容、制冰80吨/日、结冻24吨/日规模的冷库。下属鲜鱼批发部、咸干品批发部、水产经营部、渔需物资供应站、水产冷冻加工厂、运输队以及41个固定水产零售网点。其中运输队职工120人，大型马力的机动船6只，共600吨的驳船14艘，200吨冷藏船1艘，汽车12辆。从职能划分、人员保障到车船运输、冷库收藏等方面形成了较完备的统购统销保障体系。
        为了实现水产品的统购，市水产公司建立了较完备的收购储运体系。对捕捞渔民（主要是太湖捕捞渔民）的水产品收购，市水产公司在荣巷大渲、吴塘门、华庄小溪桥、市西门水产公司等处设立水产品收购站（点）。大渲收购站一般有两三名工作人员，只收购鲜鱼；吴塘门收购站一般有十五六名工作人员，旺季收购时还雇佣合同工20多人，鲜鱼干鱼都收购，是收购太湖捕捞渔民鱼货的最大收购站；小溪桥收购站一般有两三名工作人员，也只收购鲜鱼；西门收购站是市水产公司所在地，其收购人员、品种都很齐全。各收购站每天收购的鱼货，都由市水产公司派车运至各指定的菜市场门市部进行销售或运至位于中桥的收储仓库。同时，在每年上半年或捕捞旺季，市水产公司还会派有15—18吨的收购船到太湖流动收购，以减少渔民因交售鱼货花费过多时间，这种流动收购最多时有15条船（都是临时租用的）入湖参加。渔民把鱼交给收购站，一般每月底结一次账（收购鱼价是市水产公司确定的），到年底总结账。此外，为了方便渔民就近就便交售鱼货，安排各沿湖乡镇农村供销合作社也参加收购，渔民捕到鱼不必跑到上述指定的收购站，也可将鱼货交售给供销社，一般一周结一次账（收购价格同样是市水产公司确定的）。由此，建构形成了太湖捕捞鱼货的收购体系。
        从70年代初开始，市水产公司承担闻名国内外的太湖“三白”之一的银鱼收购加工任务，供外贸部门出口，换取外汇。每年3月下旬和9月份为春秋银鱼捕捞旺季，市水产公司临时租用12至14艘吴县及太滆乡、渔港乡的渔船作收购船，入湖收购银鱼，运到鼋头渚码头，再用汽车运至中桥冷冻加工厂银鱼加工车间，进行分组整理加工、包装冷冻，年实现加工出口的银鱼约有180吨。但随着太湖水质污染日趋严重，银鱼资源和品质下降，大规模收购加工银鱼出口换汇至80年代初基本停止。
        对养殖渔民的水产品收购，与捕捞渔民的水产品收购有很大不同。根据养殖渔业生产规律和生产规模情况，市水产公司与各渔业场队主要通过签订产销合同落实水产品的收购任务。由于当时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收购实际上是一种硬性派购，而且这种派购是不断调整的。1962年2月，针对当时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对养殖渔民一律实行派购，即对专业渔业场队以双方合同产量的80%为派购，对农业队零星捕捞养殖的水产品不作派购。1962年5月，改为按鱼品种派购。后又改为奖售，即按上交的鱼产品收购额，每10元奖给布票、酒票、香烟票以及甲种购货券和乙种购货券。到1964年5月，除出口鱼产品外，取消对一般鱼产品奖售，允许完成派购任务后尚余的鱼产品可上集市出售。进入“文化大革命”后，规定所有集体性质的渔业场队生产的鱼产品，除少量自食外，全部交售给国营无锡水产公司。由此，每年初，市水产公司与郊区各渔业场队通过共同协商签订产销合同，通常以当年合同定产指标的60%—70%为派购任务下达。各渔业场队根据产销合同要做到“五保证”，即保证养殖面积、交售产品的时间、数量、品种，以及中秋、国庆、元旦、春节交售鱼货品种、数量和保供办法。同时，合同也规定市水产公司对签订合同的场队要做到“三保证”，即：保证渔需物资和饲料供应、保证按时收购鱼货、保证按质论价。
        在建构完善全市水产品统购体系的同时，市水产公司根据市政府赋予的任务要求，也逐步建立形成了水产品的统销体系。首先，市水产公司将所收购的水产品批发到各菜市场进行销售。当时市区有崇安、沙文丼、学前街、吴桥、南河浜、清明桥六大菜市场，鱼价由市物价局核准后由市水产公司公布执行。这种鱼价是计划价格，经营门市部不能变更，市民也只有凭票才能买到，而且多在节日期间才有供应。对此，当时市民称市蔬菜公司为天天公司、市食品公司为七天公司、市水产公司为节日公司。这六大菜市场是保障市区居民购买水产品的主要渠道。同时，由市水产公司在市区其它农贸市场设立41个固定水产品零售网点，其水产品和价格亦由市水产公司提供。此外，由全市农村各个乡镇供销合作社网点在就便收购渔民水产品的同时，负责收购水产品的就地销售。由此初步形成了全市上下贯通、广泛覆盖的统销体系，基本解决了市民购买水产品的渠道网点问题。
        这种统购统销体制方法，是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要严格按计划进行。在这种体制下，当时无锡国营水产公司作为对水产品统购统销的专门公司，为保障市民对水产品的基本需求，还是采取了许多措施予以保障的。特别是每年的中秋、国庆、春节等重大节日，保障供应做得是不差的。在已有420吨冷库的基础上，1977年翻建扩容到800吨，以增加冷藏收储能力；不断增加养殖渔民的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发展养鱼业；增加海产品的收购储藏量，补缺市场淡季供应不足。有统计资料显示，无锡在春节期间凭证计划供应城镇居民人均淡水鱼，从1968年开始的0.5公斤，到1986年增加到1.5公斤，10年间增长了3倍。无锡市区人均占有养殖淡水鱼从1980年的5.6公斤，到1984年增加到12.2公斤，5年间增长45%以上。不仅如此，从1968年开始，市水产公司每年在梁溪河的荣巷等地段，租借百余亩鱼池，集中收购囤养供应春节市场的水产品，派专人饲养管理，时间从每年的11月中旬至翌年1月初基本结束。集中囤养的品种除有无锡市民春节习俗需求大的青鱼外，还有草鱼、鳊鱼等。从1968年至1985年，市水产公司每年囤养在30—50万公斤，最高年份是1983年达到70万公斤，为供应市民水产品作出了积极努力。
        1979年4月，国家水产总局、物价总局印发了《关于提高水产品收购价格的通知》。省计委、省水产局随之亦下达了水产品调价通知。当年6月，无锡市物价局、商业局、农林水利局联合制定了鱼价调整的规定和办法。这次提价调整的要求是：坚持按质论价、保护资源和鼓励发展养殖的原则，按照优质鱼多提、一般鱼少提、大规格鱼多提、小规格鱼少提或不提、幼鱼不提的标准贯彻落实。经过这次提价调整，1979年与1974年相比，收购鱼价增长了35%，其中青鱼增长40%、鲢鱼增长25%，批零售价增长45%。同时，这次调价还恢复了鱼产品上市的时间差价和规定了鲜活鱼的质量标准。每年6月1日至10月2日，池塘轮捕“热水鱼”期间按早、中、晚时差定价：凡早上4:00—5:30时，由渔业场队送去水产公司或指定菜场的活鱼，在鲜鱼价基础上加价23%；上午5:30—10:00时交售上市的活鱼，在鲜鱼价基础上加价12%；下午2:00—4:00时交售上市的活鱼，在鲜鱼价格基础上加价8%。如果交售上市的是死鱼，则按死活15%差率计价，并结合市场需求演变情况而定。1979年全面调价后，除有局部微调外，一直执行到1985年才放弃这种指令性的定价机制。
        鱼饲料由地方粮食部门按照合同每收购100公斤淡水鱼，回供糠麸86公斤（折合原粮43公斤）的标准，调拨给水产公司，再由水产公司同郊区相关水产部门、重点渔业社队协商制定各品种饲料的供应标准和方法。经与重点渔业社队的商定，鱼饲料供应的标准和方法是：对于成熟鱼池（即老鱼池），根据生产季节依合同计划按月供应，年终结算；对新开挖鱼池投产两年不派购鱼指标任务，按实际养鱼面积给予全年每亩75公斤的糠麸供应，如在这两年内交售鱼货的，也按不同品种鱼类供应标准回供饲料。同时，还制定实施了鱼饲料回供标准的奖励办法。即按合同每交售100公斤青、草、鳊、鲫鱼，除回供定额糠麸外，还回供17公斤豆饼、70公斤糖糟（饲料品种折算标准是：原粮饼类1公斤作1公斤，2公斤糠麸折合1公斤原粮或3公斤糖糟、酒糟折合1公斤原粮）；交售100公斤花白鲢、鲤鱼同时回供7公斤豆饼、70公斤糖糟。如超合同交售鱼货，除收购牌价提高10%外，还将回供饲料定额增加1倍。
        对于渔业专业场队人员口粮，政府也是实行统销政策。从1962年起，依照城郊菜农的口粮供应标准，渔民以粮食供应证到指定粮站按国家计划价采购。如渔业场队全面超额完成鱼货派购任务，可适当提高口粮供应标准，以示奖励；如人为因素不能完成任务的场队则要降低口粮供应标准。对渔业场队口粮供应标准的奖罚，在每年终由市区有关部门评定，奖罚幅度掌控在5%的增减之间。这种渔民口粮供应标准和办法，除随时代变化有局部调整改进外，长期未有大的变更，一直沿袭到80年代初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才被打破。
        三、计划为主，放宽购销
        1979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119号文件提出，国家对集体渔业的水产品试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的政策，主要包括降低派购比例、提高鱼货价格和物资奖励等内容。为此，无锡市政府以及郊区政府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采取五条措施予以贯彻落实。一是调整购留比例，国家派购部分从过去的60%至70%调整为上年实产基数的50%，并一定三年不变；二是对完成派购任务以外的鱼货，实行超购议购，由水产公司加价收购、补贴饲料差价、奖励鱼需物资，在完成派购、超购合同外的鱼货由各场队设点自行销售；三是实行国营为主、其他经营主体参加的多形式、多渠道经营销售模式，对菜场、宾馆、疗养院等供应大单位，按计划由场队直接调拨供应，以减少人为周转环节；四是运用价值规律合理制订品种、季节、质量、上市时间的差价，调节供求矛盾；五是对国营水产公司按照有赚有赔、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开展统购统销，继续发挥国营主渠道的作用。
        为贯彻落实无锡市政府以及郊区政府提出的派购和议购政策措施，市水产公司会同市有关部门以及郊区有关部门和渔业场队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抓好派购工作。从1983年起，按1982年生产实绩的50%派购，分别实行3年（郊区黄巷、山北、广益、南站、旺庄、扬名等乡以及马围地区）、4年（渔港乡）、5年（河埒、蠡园乡两个老渔区）不变，按收购牌价结算。
        二是抓好超购工作。按1982年生产实绩落实20%的超购指标。青、草鱼按零售牌价公司代扣5%的税，鲤、鳊、鲫、花白鲢按批发牌价代扣税结算。太湖捕捞超购部分，按湖面收购价加价50%结算。

        三是抓好议购工作。议购不包含在购销合同内，不作考核指标。仅按生产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而定数量，议购品种为青、草、花鲢、白鲢、鲤、鲫、鳊7种鱼，按零售牌价结算。
        四是抓好鱼饲料回供工作。由原来的斤鱼半斤粮，提高到斤鱼斤粮，按合同交售鱼货的不同品种重新确定回供标准。即：按每100公斤计，青鱼回供原粮200公斤，草、鳊、鲫鱼回供原粮140公斤，鲤鱼回供原粮60公斤，非洲鲫鱼回供原粮56公斤，花白鲢回供原粮50公斤；饲料的回供办法：50%以粮结算拨给，50%由水产公司以饲料的平议差价补足结算。新开鱼池头3年每亩每年供应75公斤原粮或150公斤糠麸，如3年内向公司交售鱼货，则按标准回供饲料。
        五是抓好主要渔需物资的分配工作。采取“基本口粮加奖励”的办法开展渔需物资分配。 “基本口粮”是指：柴油— —机动船每马力全年供应25公斤，交售100公斤鱼再供应8公斤；木材— —每条木船供应0.1立方米，每交售100公斤鱼供应0.4立方米；桐油 — —每条木船供应7.5公斤桐油、10公斤油灰。回供化肥按省规定，交售鱼货不分品种，每100公斤鱼供应标准化肥30公斤。奖售办法是指：每年11月10日起，春节和春缺囤塘暂养的活鱼，以品种计算：每1万公斤青鱼，平价供应豆饼5000公斤，木材2立方米，柴油1吨，桐油100公斤。每1万斤草鱼供应豆饼2500公斤，木材1立方米，柴油1吨，桐油100公斤。每1万公斤鳊、鲫鱼供应半吨柴油。此外，按年初购销合同，一次性发放渔业各场队预购定金，水产公司负担银行利息，定金标准按品种预发，每100公斤青、草鱼为20元，鳊、鲫鱼12元，花白鲢、非洲鲫鱼8元。
        采取这些新的收购政策规定后，1984年前水产公司投放市场的淡水鲜活鱼，仍然实行平价供应。但对其中议进平出的价格差额部分，一由市水产公司从搞活经济中解决，二由菜场让利（从批零差价18%中让利8%），三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这次放宽统购统销政策，对于渔业场队来说，较好地释放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场队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过去渔业场队只考虑按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对销售既没有权也不去考虑。此时，各场队在完成派购、超购、议购合同任务后，有了销售自产鱼货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都组织人员到城中各大农贸市场设摊摆点，以更灵活的价格进行销售。由此，全郊区渔业场队先后办有4个鲜鱼批发市场、28个水产商店、73个水产零售网点。各场队随着自营人员、渠道、方式逐步积累，不仅自营销售更加娴熟，而且收益占比日益提高，对水产公司派购特别是超购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实行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双轨价格带来了诸多问题，严重干扰了水产品市场健康运行发展，这种计划为主、放宽购销的政策执行到1985年，随着国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即基本宣告结束。
        四、市场导向，全面放开
        1985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通知，开启了水产品价格市场导向、全面放开的新阶段。根据这一通知精神，无锡市从这年起对水产品销售全面开放，实行议购议销、市场调节，较之前的计划为主、放宽购销有了很大突破。
        郊区各渔业场队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越来越重视按市场规律组织生产和供销。他们在初步建立自产自销一体化经营机制后，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市场营销的重要作用。在各乡镇普遍建立水产服务公司或多种经营服务公司等，明确市场经营主体和职责，加强调控管理和协调服务，逐步健全形成了职能明确、分工清晰、衔接连贯、业绩考核的自主经营体制。在区、村也各自设有责任主体明确的部门和具体负责人。从而构建了较完整的自营销售体系。据统计，到1988年，郊区各渔业场队通过自营销售的鲜鱼达5133吨，占到上市商品鱼总产的57.9%。同时，应运而生的一批水产商贩（据1986年统计，有证水产商贩158个，无证水产商贩近300个）往返于码头、塘边与市场之间，他们随行就市、灵活经营、热心服务，极大地丰富了水产品市场，为搞活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曾经的统购统销的主体单位— —水产公司在搞好计划定购销售外，成立鱼货交易市场开展议购议销业务，意在积极引导渔业场队直接参与流通领域。由此初步形成了国营、集体、个体参与市场调节的水产供销体制，一改了原来那种一家经营、一种价格、一个渠道的局面。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提高经济效益，郊区各渔业场队在构建经营主体和开辟销售渠道网点的同时，还在鱼产品均衡上市、增加供应品种上下功夫。他们普遍推行轮捕轮放技术，力求均衡上市鲜活鱼。在每年的6至11月轮捕“热水鱼”期间，平均每天有1万公斤左右的鲜活鱼上市供应，其中有40%—50%的“热水鱼”在黎明前捕捞供应早市，以保证早市鱼的鲜活和能卖到一个好价钱。为了解决市民冬末春初时节出现的蔬菜“春缺”现象，各渔业场队利用鱼池冬养冬藏鳊鱼、鲫鱼等，从1982年起每年在“春缺”时节捕捞上市供应。无锡人春节有吃青鱼、草鱼的习惯，为此郊区各渔业场队每年囤塘大青鱼、草鱼至春节前捕捞上市，既好销又能卖到好价钱。据统计，1985年通过囤养青、草鱼等上市就达50多万公斤。当然，郊区冬季囤养青、草鱼的做法早已有之。有资料显示，1954年郊区渔民就根据春节市场供应特点有囤养做法，1968年至1985年，每年囤养上市鱼类在30—50万公斤之间，其中1983年曾高达70万公斤。这种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而投放鱼产品上市的做法，已成渔民们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凡是市场蔬菜供应偏紧时，渔民们就增加池鱼投放市场， “以鱼代菜”缓和供求紧张；凡市场出现滞销和价低时，渔民们就及时调整养殖品种和选择上市时间、地点，谋求好的价格和收成。全区2万多亩的连片鱼池作为“活鱼库”，不仅源源不断地满足了市场需求，而且经济效益逐年明显提升。此外，郊区1984年成立养殖公司与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签订联营协议，共同投资221万元，筹建河埒冷库，冷藏能力达到300吨、贮冰200吨、速冻12吨，为冷藏贮存鱼产品开辟销售新渠道。再有渔港乡建办鱼产品加工厂，主要生产梅鲚鱼干销往山东、河南等地。
        在鱼市全面放开、议购议销后，为确保城市居民仍能吃到一定数量的平价鲜活鱼，市政府从1985年起以后的几年，每年下达郊区上市100万公斤平价鱼的派购合同计划（其中80%为青、草、鳊鱼等优质品种），由市水产公司和郊区各渔业场队本着渔商双方让利的原则，采取适当调高派购鱼价、优惠供应渔需物资等经济措施，继续签订产销合同予以实施。这几年的派购指标任务，都是贯彻鱼价放调结合的方针，以1984年的零售价作为派购价（增长了40%），批发零售的提价率分别为28.8%和19%。例如，2.5公斤以上的青鱼，每公斤零售价由2.46元增至3元；1.5公斤以上的草鱼，每公斤由2.12元增至2.6元。同时，针对鱼价放开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市、区两级政府加强了产销的协调管理，切实采取指导集市鱼价、控制鲜活鱼盲目外流、规定鲜活鱼地产地销任务等具体措施，努力稳定提高无锡市场商品鱼的自给能力和水平。
        随着国家放开农副产品市场和大宗副食品的价格，无锡城乡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大批农贸市场。这些农贸市场，有的是利用老新村空地开发建设，有的是利用旧房改建，有的是易地重建，有的是在原有基础上扩建。总之，包括各乡镇在内全市城乡建构了投资建设主体多元、市场布局更合理、配套设施及功能更优、管理服务更规范的农贸市场体系。迅速扩大的农贸市场以及随经济快速发展出现的消费需求不断提升，为各渔业场队（集体）和个体渔商贩进场做生意提供了巨大空间和条件。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体鱼商贩在农贸集市从事经营的摊位越来越多、经营鱼品种越来越多、鲜活鱼程度越来越高、服务态度和质量也越来越好，逐渐取代了国营水产公司和集体销售网络的主导经营地位，而成为市场的主角。这是1985年国家放开物价后鱼市经营主体发生的最重要变化。
        放开鱼价和个体经营主体的大量入市，在起初市场供求关系不平衡的情况下，曾一度导致鱼市价格的快速增长，1985年农贸市场的鱼价普遍要比政府市场挂牌价高出1倍。如青鱼零售牌价是每公斤3元，则市场议价在6—7元之间。为了保护国家、渔民、消费者的正当合理利益，无锡市物价部门根据国家关于规定农副产品和大宗副食品指导性价格、把物价控制在一定幅度内的指示精神，于这年印发了《水产品议销价格的通知》，要求控制鱼价的过快上涨。同时，扩大郊区各渔业场队直接上市议销鲜活鱼数量，并实行低于市场15%—20%幅度的优惠价投放市场，从而达到了抑制鱼价过快上涨的风险。比如，这年10—11月平均每公斤鱼指导性议价是3.6元，各场队都以2.72元左右下浮优惠销售，从而使这时期的鱼价很快调节到“弹性变动”的合理区间。
        鱼市竞争的日益加剧，不仅促进了渔业生产，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渔业场队养什么卖什么、养多少卖多少，一切养殖生产活动都由上级政府的计划说了算；现在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拥有自主权越来越大，不仅自己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养殖品种、上市时间和地点，而且可以在完成派购任务的前提下自行入市销售。对于市场销售环节来说，以个体户为经营主体的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他们灵活经营，随行就市，反应敏捷，既把本地的鱼产品销往外地，也把外地的鱼产品销到本地，市场缺什么就卖什么，什么好卖就卖什么，很快把市场搞活了。从而使无锡市场出现了从“人找鱼”到“鱼找人”的转变，形成了“节日保丰满、平时有供应、居民可以天天买到鱼”的良好局面。
        纵观无锡水产品供销体制几十年来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鱼产品供销体制基本符合渔业生产力发展实际和城乡居民的生活需求，同时也反映供销体制的调整变化有利于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从郊区交售国家鱼产品总量看，是逐年不断增长的。20世纪50年代（1957—1959）平均年交售量为36.5万公斤，占交售无锡等总量的48.5%；60年代年平均交售量43.35万公斤，占交售无锡等总量的69%；70年代平均交售量106.5万公斤，占交售无锡等总量的65%；80年代前期（1980—1984）平均年交售量336.5万公斤，占交售无锡等总量的55%（1982年甚至高达85%），其中交售的青、草、鳊、鲫等优质鱼类比重也由40%增至60%以上。
        从郊区鱼产品销售无锡本地的占比看，是逐年增加的。1962—1967年郊区池鱼上市量仅占无锡全年鱼产品销售量的15%—20%；1969年上升到30%；1970—1974年上升到60%—67%；1975年后上升到80%；1979—1985年则高达95%以上。此外，从1983年起，郊区每年以20—25万公斤鲤鱼等品种，调拨供应首都北京。可见，郊区渔业生产为提高无锡水产品自给能力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从无锡淡水鱼市场牌价变化看，是与郊区渔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20世纪50至60年代，无锡淡水鱼的收购、批发、零售牌价，根据国家和省有关鱼价政策要求，由市国营水产公司会同物价管理等部门，按照不同时期淡水鱼的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关系等定价控制。1950年到1957年淡水鱼总的提价率在60%左右。1960—1962年的暂时困难时期，淡水鱼和其它副食品一样，一度出现两种价格、两个市场（是指计划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鱼产品计划牌价亦有所调高。比如1961年，100公斤淡水鱼零售牌价达到147.2元，到1962年上升到161.18元。后随着渔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开始实行产销合同制，国营牌价趋向回落，到1965年100公斤淡水鱼的零售牌价降为 125.4 元，比 1957 年仅增加 19%，比 1962 年回降29%。进入70年代后，郊区渔业生产由天然捕捞转向以人工养殖为主、并由粗养转向精养，导致养鱼成本相应有所增加，但淡水鱼价格没有大的变动，基本保持稳定。1973年10月，市水产公司根据国家计委发出的《关于提高淡水鱼收购价格的通知》精神，当年100公斤淡水鱼的平均收购价由87.6元调高到95元，提价率为8.5%。此次调价明确规定：为了稳定整个市场物价，提高收购价，批发零售则保持原价，收购提价的部分由水产公司让利，即批零差价率从18%缩小至11.6%。1979年4月，国家水产总局、物价总局等部门又发出《关于提高水产品收购价格的通知》。据此无锡市物价等部门对淡水鱼产品价格作了调整，按照优质优价、劣质差价的原则，区分不同鱼产品进行定价。这次调价与1974年相比，总的提价率在35%，并一直保持到1984年未变。
        从鱼产品与其它主副食品的价格比来看，保持了较合理的价格区间。1950—1984年这35年期间，淡水鲜活鱼产品总提价率为176%（平均100公斤零售牌价由66元调至182元）。对比同期主副食品的提价单，鱼产品的提价率较为合理。同期猪肉总提价率为105%（统货零售牌价100公斤由109.8元调至206元）；鸡蛋总提价率232%（100公斤零售牌价由68元调至226元）；大米产购销一直倒挂，提价率仅为37%（100公斤供应牌价由21.4元调至29.4元）。按牌价计算，淡水鲜活鱼与其它主副食品的比价是：1950年1公斤淡水鱼相等于3公斤大米，0.6公斤猪肉，1公斤鸡蛋；到1984年1公斤淡水鱼相等于6.2公斤大米，0.89公斤猪肉，0.8公斤鸡蛋；到1985年随着国家进一步放开物价，猪肉议价比1984年牌价提价55%左右（平均每公斤统货猪肉由2.62元调至3.2元）、鸡蛋议价提高60%、大米议价比牌价高出1倍（每公斤议价米0.56—0.6元），1公斤淡水鱼相等于6.4公斤大米、1.1公斤猪肉、1公斤鸡蛋。1984年无锡市职工家庭人均购买水产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6.24%，比1983年增加49.4%。由此看出，淡水鱼作为肉质鲜肥、高蛋白、低脂肪、含有多种维生素、又易于人体消化吸收的水产品，不仅性价比较高，而且是锡城居民的热销副食品。

        渔民分配收入是与其渔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中国成立前，郊区渔民除少数合伙生产经营外，绝大多数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营个体，因而生产规模和效益受组织结构等制约影响，收入是十分微薄的，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郊区渔民实行合作化组织体制，在把渔民组织起来的同时，推行了以入社家庭生产资料按股分红和按劳力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既促进了渔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又改善了广大渔民的生活状况。随后国家全面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郊区渔民从自身生产实际需要出发，排除各种“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和干扰，较早探索实行以“四定五落实一奖励”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劳动责任制，起到了释放渔民劳动生产积极性、维持渔业正常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等诸多重要作用，从而保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渔业得到较快发展，并使渔民的分配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一、合作化时期的渔民收入分配
        新中国成立前，郊区太湖渔船网具均为个人所有，大都是以一家私营独资的捕捞生产方式维持生计，船上劳动力不够，雇用船工，由船东付给工资，全年盈亏均由船东负担。但亦有渔船合资经营者，获利按占股分配。1930年《工商半月刊》记载： “至于渔民之组织，均以家庭为单位，有父母妻子一船者，亦有父母妻子分船者，兄弟间有同船者，亦有分船者；有一家数船，亦有数船一家；甚至有亲友互相合作者，大家庭之渔船，一切权利，均操于家长一人之手，与普通之家庭相同。工作时不论男女长幼，共同合作。船上主妇管理船上一切起居饮食、子女养育及修补鱼网等事，俗称‘网船婆’。六桅大网船，合资经营各家互相合作，获利均分，平时消费亦由各家共同负担。” 《工商半月刊》还对当时太湖大渔船合股经营形式和分配方式作有如下记述： “每年新春，纠合股东，组织对船，每人出资，是年所获之鱼，其纯利益亦人人平均分派，独立经营者，则对船全年之经费，全四船东一人或二人支出（每船一东），其他七均为伙友，向例是年获纯利益船东得三，伙友得其七（即每人各得一从），伙友全年饭费，照例须于应得之纯利益中扣还船东，惟遇鱼荒之年，如获利不敷还饭费，须由船东赔垫，但这种年岁甚为稀少。惟大对船中之渔夫，亦有纯系雇用性质者，除有船主供给伙食外，每年每人均四五十元之工资。归式渔业之组织，则多劳资合作性质，船主负担船网之资金及一切物品用具，并供给渔夫饭食，鱼获利益，船主得百分之七十五，渔夫得百分之二十五中，由船主按照渔夫职务之劳逸而为之分配，惟售鱼时而为之分配同，惟售鱼时，鱼商对渔夫，每担给酒资若干，则纯为渔夫所得。此项分配利益习惯，甚为普遍。”这是太湖捕捞渔民在旧社会生产分配的基本状况。
        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前渔民生产收入分配水平，郊区渔民在合作化时期，随着渔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国家出台限制渔商剥削政策等，初步实现了物价稳定，渔民生活水平因此提高较快。1952年合作化初期的互助组，实行以工换工的交换方式，多为忙时季节性合伙生产、结束后兑现报酬。这是渔民合作化生产分配的最初始方式。1953年起创办合作化初级社，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社员将渔具折价入股，由合作社统一使用、统一管理、统一生产经营，实行按渔具比例分红与按劳分红且高于渔船渔具分红的相结合分配制度。
        1956年后，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社员的鱼池、田地、大型生产工具，重新评议作价入社，并规定逐年偿还给社员，同时取消土地（鱼池）及大型生产工具的分红部分，由此开始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例如，1956年建立的河埒乡梁鸿养鱼高级社，按照各劳力的强弱、工种技术的高低，评定劳力等级，确定每人的劳动底分。当初底分划分为4、6、8、10、12五个档次。划分底分起到两个作用：一是每个劳力可以按自己底分的多少投资入社，如10个底分为1工的强劳力，投资固定资产费用20元，生产费投资80元，以此类推。社员投资经费，均由国家无息货款，称之合作基金贷款。这笔贷款后由作为社员生产资料入社作价部分予以偿还；二是按照每个劳力的底分，平日考勤记工，年终以工折价（即：10个工分为1工的价值，叫做工分单价），实行集体包工、按劳定级、底分活评的分配方式。
        1958年全面实行人民公社，郊区开始采用按年龄每月发放3、5、7、10元四个档次的生活费，其中成年人每月发放10元，年终以发“压岁钱”的方法拉平分配差距。由于当时受“大跃进”左倾思想影响，在梁溪河两岸2000多亩连片鱼池区建立一个渔业营组织，下辖的大队和生产队改为连、排名称，全面推行军事组织管理体制。渔业营在生产组织上采取三大集中：即劳动集中，劳力调配使用打统仗；鱼种集中，统一平均放养；牵捕集中，统一上市。但这种强行推行的渔业营组织体系维持不满一年，就根据中央关于“农村十六条”的文件精神等，恢复到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重新评工记分的计酬分配形式。
        二、推行生产劳动责任制
        到1964年，河埒公社渔业一队根据养鱼生产工序比较复杂、作业项目较多、鱼池等生产条件各有差异的实际情况，开始建立了工种劳动定额计工的报酬方式，即“四定五落实一奖励”的分配制度。这个制度是对实行计划经济落实多劳多得的一个突破。 “四定五落实一奖励”分配制度的具体内容是：
        四定：
        即以池定产量，以产量定放养量，定投饵施肥量，定鱼货上市量。
        五落实：
        思想落实：确立搞好城郊养鱼为城市服务的观念。
        组织落实：全队230亩鱼池划分3个管理片，每片2名管理员（即养鱼技工），3位正副队长各抓一片，并担任管理员。每个管理片劳动力，根据各自的体力强弱和工种特长，分成饲养（包括养鱼、养猪）、捞水草、耥螺蚬、运肥水、割旱草、种十边地等作业组，并从中选好作业组长，劳力和船网工具一般都是常年固定不变。
        任务落实：把全队的任务分解落实到片、作业组和每个社员。
        工分落实：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则，基本工分和定额记工相结合，对各项主要渔活实行定额计工、年终联产计值。例如：草类的工分定额，分水草、旱草、浮萍草等不同品种，按不同季节确定采集每百斤的工分；贝类分螺蛳、蚬子、水蚌等品种确定每百斤的工分；鱼池管理员的工分年初初定，年底按照实产评定全年工分。各项工分定额、用工计划，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确定，一经确定不能随意变动。到年底全队干池核产结算，联产分配兑现。
        措施落实：开展管理片之间、作业组之间、管理员之间的劳动竞赛，一月一检查，一年评定三次（七月、九月初和年终评定），有经验及时总结，有问题及时解决。
        奖励：
        对工作负责、超额完成任务、节约各种费用的社员给予适当奖励。例如：采集天然饲料的社员超额完成任务的部分，工分报酬提高60%；鱼池管理员坚持岗位责任制，做到饵料系数低、增肉倍数高、增产幅度大，奖励同等劳力全年平均工分的5%—10%；机动船劳力按安全航行、耗油量低、维修保养好、运输效率高，奖励其节余部分的30%；对个别未完成任务或工作不负责任，给集体带来不必要损失的社员，区别情况适当赔偿；为保护老年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对年满55岁的男社员和50岁以上的女社员，一般采取只奖不赔的办法。
        同时，河埒公社渔业一队对国家奖励的鱼货超产口粮（按超产鱼货的1%至5%奖励），实行“三三制”的分配办法：即三分之一按人口分配、三分之一按工分分配、三分之一奖励完成任务好的社员，较好地体现了多劳多得、多劳多吃的奖励原则。
        1964—1966年期间，郊区在各渔业场队全面推行河埒渔业一队“四定五落实一奖励”的管理办法。渔农混合生产队也参照河埒渔业一队的方法，实行专业专管生产责任制，就是生产队根据自己的生产、经营特点，划分渔业、农业、蚕桑等专业生产组，正副队长分工负责实行专业专管。在此基础上，生产队把各专业组的生产面积、劳动力、生产设备等摊派到专业组。各专业组则对生产队以产量、用工、用本（成本控制）予以保证。

        但是，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不过两年，郊区推行河埒公社渔业一队经验在全区刚刚建立起来的生产责任制，悉数遭到破坏。在当时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下，郊区渔业生产坚持政治挂帅，渔民要以政治表现评工记分，搞平均主义分配，盛行着“上工点人头，记工看日头”，结果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推行到1968年，遭到了河埒公社渔业一队队长仇永皋和社员们的抵制。他们经过商量，决定恢复采用“四定五落实一奖励”的生产分配方法，并根据形势任务作了进一步调整完善。
        在河埒公社渔业一队影响带动下，从1973年起，郊区其它养鱼社队相继恢复采用定额计工的劳动管理制度，不仅稳定了人心，而且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例如：河埒公社各渔业生产队1974年在普遍对割捞旱草、耥螺蚬的社员实行定额计工后，仍是那些劳力和船具，而采集的水草和贝类却增加了120多万公斤，相较前几年的劳动生产率，等于增加了8000个劳动日。
        对于渔农混合生产队来说，处理好粮渔生产关系十分重要。为此，他们针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渔业生产带来的干扰破坏，实行常年固定养鱼专业人员，并恢复运动前推行的“专业专管，三定三保”生产责任制。由于坚持专业专管责任制，避免了粮食生产与渔业生产争劳力、争资源、争大型工具等矛盾冲击，保证了渔业生产的正常开展；由于坚持对主要养鱼工种按多劳多得定额计工的分配办法，从而起到了较好的激励作用，克服了渔民人心涣散、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增强了社员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郊区各级政府通过拨乱反正、总结提高，进一步贯彻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新老渔区全面推行“四定五落实一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和管理经验。1978年冬，江苏省水产局为此在无锡召开了全省重点养鱼市县社队工作会议，介绍推广了河埒公社渔业一队的这一成功经验。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郊区各渔业场队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束缚，不断探索生产责任制和劳动分配制度。1979年开始，又从每年初搞好“一年早知道”入手，发动社员讨论制订年度计划、修订各项定额指标、落实划片管理、任务到组到片、定额指标到人、平时定额计工、年终核产以工计值的生产责任制，让社员从年初就能明白一年干什么、怎么干、干多少、得多少。还根据养鱼季节性强的特点，开展季度生产检查评比，检查各项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经过几年不断实践探索和总结，郊区把改善经营管理、贯彻落实按劳分配、不断改进生产责任制，作为发展养鱼生产的中心环节来抓。这是郊区自实行人民公社组织以来，在渔业生产管理实践上取得的一次飞跃。
        198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开展，国家在农村普遍推行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郊区各养鱼场队在学习借鉴全国各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健全“四定五落实一奖励”制度，进一步改进完善了生产责任制。到1985年，全区72个渔业场队，有69个实行了“场队统一经营、联产承包到组（片）、定额指标到劳”的生产责任制。这不仅在全区各渔业场队普遍推行了生产责任制，而且较之前的生产责任制更便于操作、更富激励作用。
        郊区之所以在绝大多数渔业场队实行统一经营、承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一个重要考虑是郊区渔业生产基础扎实。当时，全区新老渔区已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鱼池集中连片，养鱼生产有了专业分工，养殖技术和机械化水平又较高，集体经济较为稳定，而且运动前推行的分配方式已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由于这些条件和特点，郊区在大面积连片养鱼区的各渔业场队没有推行分池到户，而是稳定场队的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用专业分工承包的方式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优越性结合在一起，推行渔业生产获得了快速发展。
        对于全区450多亩的分散零星池塘，则采取与集中连片鱼池统一经营方式不同，改由所在的农业社队承包给130户包干生产经营，产品不纳入派购计划，只核定承包者向集体交售商品鱼指标、提交集体积累等。
        三、渔民收入取得长足进步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郊区渔民随着渔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其分配收入从基本温饱到满足温饱再到相对富裕，实现了巨大飞跃。1958年郊区渔民劳均年收入只有235.5元，到1978年骤增到390元，20年增长了65.6%；1980至1985年，由497元增至1740元，6年间又增长了2.5倍，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渔民经济收入提高最快的一个时期。对此渔港乡渔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60年代单一捕捞靠‘浪头’；70年代养捕结合，发展多种经营尝到‘甜头’；80年代开拓生产经营范围大有‘奔头’。”
        例如，河埒公社渔业一队由于持续增产增收，渔民多年收益分配水平都高于其他场队。该村60年代人均纯收入仅有138元，70年代平均每户年纯收入增至600—1000元（按1家老少4—6口、2—3个劳力计算），其中80%左右的经济收入主要用于吃饱穿暖，生活消费的结构顺序是：吃、穿、用。这个近百户的渔业生产队在1978年前，没有一家盖过新房。但到了1984至1985年的两年间，随着队办工副业的发展、鱼产量的增长和鱼价的调高，渔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成倍增加，1985年人均纯收入1205元、劳均纯收入2068元、户均年纯收入4000元以上，个别高者达到万元水平。
        又如，据1985年郊区有关部门组织的对河埒乡渔业一队、蠡园乡美湖渔业村和渔港乡计266户渔民家庭（其中养殖渔民150户，连家渔船陆上定居后转为养殖渔民116户）进行的经济生产状况抽样调查，可以看出郊区渔民整体生活水平是逐步提高的。
        住的方面：到1985年，这些渔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2.3平方米，90%以上的渔民建造了新楼房。河埒公社渔业一队132户，从1979到1985年间，先后建造了9排116幢2至3层的楼房。美湖渔业村60年代末陆上定居时，政府资助建造了简易的平房宿舍，但从1980到1985年的几年间，渔民经过自己的资金积累，在宅基上普遍翻建了新楼房，而且都是寝室、客堂、厨房、卫生间等功能齐全、宽敞明亮的新住宅，与过去一家老少挤宿一船、到处漂泊的境况发生了天壤之别。不仅如此，渔民子弟结婚之前，各家普遍要为结婚子弟盖幢新房，一改过去婚后无房或三代同室的拥挤状况。对此老渔民们说得好：“昔日水上飘，如今新楼造；过去饥寒交迫，今日丰衣又足食。”
        用的方面：到1985年，这些渔民除日用家具、易耗用品正常添置外，耐用消费品的“老三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更新换代的为数不少。据统计，这些渔民家庭共购置自行车412辆，摩托、轻骑8辆，平均每户1.8辆；手表462只，平均每户2只；缝纫机114台，占渔户的50%。其中约有30%渔民的手表、自行车，是在近3年（1983—1985）期间更换为双日历自动手表和永久、凤凰等名牌自行车。与此同时，高档家用“新六件”也有了很大普及。电视机普及率达到94%，其中有205台黑白电视机、7台彩色电视机；电风扇252只，普及率100%；洗衣机110台，占总渔户的50%（其中河埒乡渔业一队渔户达到80%以上）；电冰箱7台、照相机6只；大多数渔户家庭拥有沙发。总体来看，这些渔民家庭耐用高档消费品的拥有量和更新换代的速度不亚于城市职工家庭，少数还有超过的现象。
        穿的方面：80年代以前，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渔民衣着以低档纤维面料和粗棉布为主，许多渔民家庭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时渔民做衣服都要考虑到春秋冬三季都能适合穿着，考虑的是少花钱。80年代以后，渔民衣着购买量成倍增加，并且讲究衣着的款式、布料和做工。男女青年一般有2—3套毛料西装、大衣，穿着开始追求入时、四季换新；老年渔民也都添置了毛料中山装和大衣，添置新棉衣亦多用丝棉、骆驼毛绒作垫料和丝绸、细毛料作面料。
        吃的方面：70年代时，渔民一日三餐，通常是两头稀粥中间饭，以瓜菜为主，隔七八天开次小荤。80年代以后，普遍是中、晩两餐饭，每餐至少三菜一汤，吃鱼也多了，基本做到了“无荤无腥勿吃饭”。例如：河埒乡渔业一队60年代到70年代，平均每人每年由生产队供应鲜活鱼15—20斤。80年代后，每年春节除由生产队供应每人平价鱼25斤外，日常购买平均每人每年达到25—30斤（按集市价75%供应），每人每年吃到淡水鱼50—60斤。猪肉、禽蛋更是渔户的家常菜肴。至80年代末期，郊区渔民的饮食消费已向着减少主食、增加副食、讲究营养的趋势发展。
        此外，大多数渔户有银行存款。渔港乡渔民的经济收入在郊区范围属于中等水平，1984—1985年平均每户银行储蓄达到了415元。

        渔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渔民文化程度方面，成年人中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约占7.5%，初中文化水平约占25%，小学文化水平约占35%，还有32.5%主要是未曾上过学、识字较少的中老年渔民。青壮年已扫除文盲。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普遍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毕业后约有20%升入高中，考上大学也逐渐增多。在订阅报刊和收看电视方面，90%的渔户每家至少订一份《广播电视报》，有些还订阅《人民日报》《经济信息报》等其它报刊。美湖渔业村82户有25户家中有书架书橱，专放各种书刊。家家都开通了有线电视，入夜渔民普遍能看上电视。在婚俗和计划生育方面，青年男女开始改变了水上联姻、近亲结婚的旧习俗，据对渔港乡1981—1985年的统计，有无锡、宜兴、吴县、武进等市县200多名女青年嫁到渔港乡、12名男青年入赘渔港乡，也有渔港乡青年男女与城市青年男女结对成婚的。结婚的青年男女少生优育蔚然成风，几乎实现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健康保健方面，普遍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渔民中缺医少药的历史性问题有了很好解决。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渔民，集体按月发给一定数量的养老生活费。此外，工余时有些中老年渔民上街吃茶听书或看戏，青少年平日有组织地开展球类、棋类、田径等各类比赛活动。河埒乡渔业一队还组织很少有机会出远门的中老年妇女到杭州等地旅游。总之，渔民随着生产发展和生活条件改善，精神文化生活日趋丰富多彩，开始改变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活泼、健康、文明的新气象。

        新中国成立后，郊区池塘养鱼业以梁溪河沿岸的河埒、溪南地区为基础，到70年代初在石埠围湖造田开挖117亩鱼池、在马山围湖造田开挖240亩鱼池，再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组织开挖8700亩鱼池，形成了郊区大规模的连片精养鱼池。此后，郊区响应中央提出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号召，为增加城市副食供应，解决城市居民“吃鱼难”，又组织发动各乡因地制宜发展养鱼业，由此各乡纷纷在本地低洼地区开挖鱼池，建立水产养殖场（队），进一步扩大提升了全区的养殖面积。截止到1984年，全区池塘养鱼面积总数上升到14296亩，另有利用五里湖发展外荡养殖，从而使郊区养殖业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为了对各乡发展养鱼业有一个较完整的了解掌握，这里对郊区各乡包括外荡养殖情况分别作一简介。
        一、河埒乡养鱼业
        郊区河埒乡地处城西近郊，境内因有河埒口而被命为乡名。据记载，该乡在宋朝有蒋氏在梁溪河浅滩上筑埂埒池，逐渐形成一口口方形的鱼池，是无锡最早开展人工养鱼的地区之一。明清以后，养殖规模逐步扩大。至民国时期梁溪河两岸已拥有连片的大面积鱼池，养鱼业已相当发达。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科学养鱼实现稳产高产的优良成绩，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受到表彰奖励。
        20世纪80年代初，河埒乡（含1978年并入的梅园乡）共有连片精养鱼池4020亩，分属于1个渔业大队和4个乡办水产养殖场。1984年新办特种水产品养殖场，1985年筹建鱼种场。全乡共有2718名劳力，其中40%从事养鱼生产，60%从事场队创办的工副业。全乡有2名渔业助理工程师，18名渔业技术员，100名养鱼技工（即鱼池管理员）。
        该乡养鱼场队以青、草鱼为主的混放密养和鱼禽配套为主要生产模式。1980年随着乡镇工业崛起，该乡陆续创办工厂、商店和旅游业，形成了渔工商的产业经济格局。
        截止到1985年，全乡“一村四场”年产商品成鱼268万公斤、鱼种116.7万公斤，平均亩产商品成鱼666.5公斤，其中60%为青、草、鳊、鲤、鲫等优质鱼类。还年产上市猪、禽、蛋、牛奶等其它荤食品77万公斤。全年总收入1662万元，其中渔业收入占总收入的53.5%、工业营收占总收入的27.5%、畜禽收入占总收入的11%、商业、旅游和其它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8%。全年净收入达到636万元，其中工业利润182万元、劳均年净收入1909元。
        二、蠡园乡养鱼业
        郊区蠡园乡位于无锡市区西南郊，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前名称为“青祁乡”；之后因境内有蠡园景区，乡名改称蠡园公社（乡）。1978年郊区溪南公社并入蠡园公社，名称仍为蠡园公社（乡）。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该乡工业比较发达，亦是个养鱼老区，是兼具菜鱼林果粮桑综合生产经营的单位。全乡共有鱼池1749亩，分属于2个养鱼专业村（大队）、2个乡办水产养殖场、4个村（大队）创办的水产养殖场以及其他农队散养池。全乡共有从事养鱼生产的劳力360人（含有1名渔业助理工程师、10名渔技员、51名养鱼技工），其余劳力从事场队创办的工、副、商、旅业。
        1977年前，该乡平均亩产成鱼仅有165.4公斤，从产量上看，比河埒乡相差10多年。针对差距，该乡采取调整渔业体制、实行专业专管、加强老鱼池改造提升和新鱼池配套完善、以及开展学赶河埒竞赛活动等措施，使养鱼生产以每年25%的增速发展，到1985年全乡商品成鱼总产增至123万公斤，比1978年净增2倍，平均亩产成鱼也由270.5公斤提高到708公斤，总产和单产水平在全区名列前茅。此外，该乡以王石渚等生产队为代表的农业队散养鱼生产水平历来也较高，年亩产成鱼都超过500公斤。1985年，全乡渔业场队实现总收入557万元，其中渔业收入占比55%、畜禽业收入占比5%、工副商业占比40%。集体积累67.17万元，劳均净年收入1851元。
        三、黄巷乡养鱼业
        郊区黄巷乡位于无锡城北近郊。因乡机关驻地为黄巷村，故将“黄巷”取为乡名。到20世纪80年代初，该乡已初步形成菜鱼畜禽、工、商多业并举的经济产业格局。
        1963年，该乡利用沪宁线铺设双轨时挖土形成的洼地，挖建了90亩鱼池，以生产鱼种为主。1979年上级号召调整农业经济结构时，又利用低洼圩田开挖连片精养鱼池1155亩。在此基础上，该乡结合自身实际，大力推广应用河埒乡养鱼技术和经验，并充分发挥本地蔬菜及水生植物丰富的饵源优势，从1980年春开始大面积投苗放养，到1982年即取得了千亩新池生产万担成鱼的成效，迈出了新渔区养殖生产的第一步。接着，该乡再接再厉，认真总结养殖经验，深化专业专管体制，推广应用增产技术，到1985年取得了商品成鱼72万公斤、鱼种31万公斤的好成绩。
        截止到1980年，黄巷乡共有1245亩鱼池，分属1个乡办实验场和8个村办水产养殖场，拥有养鱼劳力225名以及渔业助理工程师1名、渔技员8名、养鱼技工（即鱼池管理员）32名。
        四、广益乡养鱼业
        郊区广益乡位于无锡城东近郊，境内原有广勤纱厂、广丰面粉厂等，轻工业较为发达，故取乡名“广益”，意为对广大群众有益。20世纪70年代，该乡以蔬菜生产为主，至1979年仅有72亩鱼塘，所养殖的鱼类基本以自食为主。
        1979年，该乡贯彻上级关于调整农业结构、实行荤素菜并举生产、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指示，开始着力发展养鱼业。1979年冬至1981年春，在沿锡北运河两岸，结合兴修水利，利用低洼圩地，开挖了精养鱼池560亩，分别建立了5个村（大队）办的水产养殖场和1个村办渔业队。从事养鱼业生产的劳力共有122名，其中包括渔技员、养鱼技工（即鱼池管理员）11名。
        1980年新挖鱼池投用后，广益乡一方面抓紧渔区配套设施建设和渔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另一方面发挥本地蔬菜、水生植物饵料资源丰富的优势，到1985年全乡632亩鱼池的商品成鱼总量达到40.4万公斤，比1980年的8.7万公斤增加了4.16倍，平均每亩提供商品成鱼639.4公斤，单产名列全区新渔区前茅，迅速成长为郊区商品鱼生产基地。
        五、山北乡养鱼业
        郊区山北乡，位于市区西北近郊的惠山北麓，故取“山北”为乡名。这里原来种植稻麦。到20世纪80年代初，该乡重视调整农业结构，确立荤素菜并举的发展方针，把大部分粮田改种蔬菜，把沿运河、双河的低洼圩田开挖鱼池，加高加固圩岸，建设养鱼基地。从1979年冬到1984年的5年，共开掘鱼池1117亩，分别建立起1个水产畜禽场和8个村办水产场。有155名务农劳力转向养鱼，并培育有3名渔技员、18名养鱼技工（即鱼池管理员）。
        该乡对养鱼基地的建设，采取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的方法，稳步地扩大生产能力。就地利用淀粉厂、食品加工厂等下脚废料，搞好养猪养禽，为养鱼开辟饲肥来源。因池制宜推广河埒养鱼高产经验，不断提高鱼池的精养水平。到1985年，全乡9个水产场，亩产商品成鱼都超过500公斤，年总产成鱼58.5万公斤、鱼种31.5万公斤。在实现全年副业总收入的233.85万元中，渔业收入占到86.7%，畜禽副业收入占到13.3%，提留集体积累7.57万，务渔劳均年纯分配收入达到1286元。
        六、南站乡养鱼业
        郊区南站乡位于无锡城东南近郊沪宁铁路两侧，境内设有无锡南门火车站，故得乡名“南站”。20世纪80年代开始，该乡在致力发展乡镇工业的同时，着手开发养鱼业，以改变单一种菜的生产格局，形成了以蔬菜为主，兼具农、副、工、商的多种经济结构。
        1979年冬，该乡在伯渎港、冷渎港两条运河支流边的低洼地区，共开挖鱼池598亩，以后每年以新挖鱼池100—200亩的速度扩大养鱼规模，到1985年拥有鱼池1478亩，建起一个乡办水产养殖场和8个村办水产养殖场。全乡有213名种菜劳力转向养鱼生产，并在聘请外来养鱼老技工的同时，注重培养本地养鱼新手，培育出4名渔技员、37名养鱼技工，初步满足了全乡养鱼技工的需求。
        南站乡作为郊区发展渔业的新乡，借鉴其他乡发展养鱼的成功经验，一方面采取边挖池筑塘、边配套投产，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蔬菜区青饲料多的优势，主养市民需求大的草、鳊鱼品种并开展科学混放密养的饲养方式，至1985年由养鱼空白乡脱变为年产超万担鲜活鱼的大乡，生产商品成鱼达到67.3万公斤、鱼种39万公斤，实现渔业总收入245万元，相当于全乡5000余亩蔬菜田（包括一季性蔬菜）的年产值。
        七、旺庄乡养鱼业
        郊区旺庄乡位于无锡市东南近郊，因境内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旺庄桥而取“旺庄”为乡名。该乡在全区不仅较早发展乡镇工业，而且农田水利建设成效显著，至20世纪80年代初，初步形成了以农为主、工商副多种经营的经济结构，被无锡市确定为外事开放单位。但渔业生产却是空白，非但不是商品鱼生产基地，连本乡吃鱼也得靠外来供应。
        1979年起，该乡积极响应上级关于调整农田生产布局、开展多种经营的号召，遂将低洼易涝的田地挖池筑塘，至1982年全乡共挖新鱼池634亩，分别建起2个乡办养殖场和4个村办养殖场，投入渔业生产劳力107名、渔技工12名。不仅如此，该乡还利用乡镇工业的经济实力，抓紧渔区配套，仅每亩鱼池装备渔机就达1马力以上，达到老渔区水平。并因地制宜把农、牧、鱼、畜、禽有机结合起来生产和饲养。截止到1985年，旺庄乡共生产商品成鱼30万公斤（除5万公斤供应本乡自食外，其余均上市供应），还培育生产鱼种17万公斤，实现总收入99万元，其中渔业生产创收占总收入的88%、畜禽副业收入仅占12%、提留积累16.8万元，务渔劳均年净分配收入达到1541元。
        八、扬名乡养鱼业
        郊区扬名乡紧挨无锡市区南郊，《无锡县志》（明代弘治七年（1494）刻本）记载，扬名乡始于宋代，素有扬名、新安、开化南三乡之称。该乡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作为城市近郊乡，基本以蔬菜生产为主。同时，得助于城市辐射带动和自身发展理念进步，开展了工副商等业生产，逐步积聚起了以机械产品为主体的乡镇工业，以蔬菜、林果、畜禽、养鱼等为副业，以各种商品经销为商业的综合产业经济结构。
        该乡养鱼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改善农业生产结构，发展多种经营，1980年开始挖池养鱼，以填补渔业空白。至1985年，乡、村两级拿出工业利润“以工建渔”，共开挖鱼池472亩，并配套了养鱼船网机具和实行鱼、畜、禽搭配饲养的必要设施，建起了1个乡办养殖场和3个村办养殖场，投入饲养生产劳力175人，其中务渔劳力76人、渔技员2人、养鱼技工10人。
        到1985年，扬名乡生产商品成鱼23.3万公斤、鱼种11.1万公斤。同时，还生产上市牛奶5万公斤，蛋品2.2万公斤，肉猪1000头，肉鸡1.5万只。实现全年总收入100.8万元，其中渔业收入79.9万元、牧副业收入15万元、工业纯利润5.9万元以及渔业积累4.7万元、务渔劳均年纯收入1300元。
        九、大浮乡养鱼业
        郊区大浮乡位于无锡城区10公里外的西南远郊，西南面濒临太湖，北接五里湖，东与长广溪相连，为三面环水的丘陵山区，乡境面积28.4平方公里中有82%为山地。因该乡周边多滨水，有浮在水面之意，故取名为“大浮”。亚太地区无锡综合养鱼培训中心、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无锡淡水鱼业研究中心都设在该乡。
        历史上，该乡以林果生产为主，兼种粮、桑。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该乡开始打破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状况，开始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农工商多种经营，从而取得了以轻纺为主的乡镇工业以及商业、旅游服务业和靠山靠水发展林果业和养鱼业的多种经济并存的良好效果。
        大浮乡发展养鱼业始于1978年。乡政府为了改善农业生产结构，发展多种经营，结合治理沿湖低洼圩田，组织力量开挖鱼池。经全乡多年不懈努力，到1985年共开挖鱼池1100多亩，筑建石驳岸4400米，分别建起2个乡办养殖场和4个村办养殖场，投入养鱼劳力133人，培养出渔技员6人、养鱼技工15人，使全乡养鱼业初具规模。
        在饲养过程中，该乡充分利用山区草源丰富的有利条件，采取主养草、鳊鱼品种且实行混放密养的生产方式，取得了良好的饲养效果。不仅在较短时间内由培育鱼种打基础转向商品成鱼的养殖，实现了由粗放粗养转向精管细养，而且获得了较理想的饲养产量。到1985年，全乡实现成鱼总产32.8 万公斤、鱼种 17.5 万公斤，比 1982 年成鱼总产 18.3 万公斤增长了55.7%、鱼种产量10万公斤增长了57%。
        十、国营无锡市水产养殖场
        国营无锡市水产养殖场，地处市区西南郊五里湖畔的青祁村，同蠡园景区湖水相连。全场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共有鱼池162亩，职工147名。这里曾是养殖鱼品种的饲养基地，又是亚太地区无锡综合养鱼培训中心实习渔场之一。
        该场建于1958年1月，初为国家水产部养殖实验场。1967年11月划归无锡市地方领导。1980年前，该场由于隶属关系多变、经营方向不定，生产发展缓慢，经济难以保本自给，场容场貌多年未变。1980年起，该场从无锡市财贸口划归郊区管辖后，确定选育优良品种的生产方向，以苗种饲养为主，由此改造鱼池区，设计兴建了家鱼人工繁殖的成套设备，并且不断改革挖潜和开拓经营，历经5年多的努力，至1985年即初步形成了鱼、副、工、商多种经营，全民、集体经济并举发展的成长型企业。
        认真抓好全民所有制的养殖业的技术更新改造。一方面探索实践鱼苗繁殖新技术新方法，另一方面拓展成鱼饲养规模产量，从而使生产能力成倍提高。1982年家鱼人工繁殖鱼苗8000万尾，到1985年增至1.9亿尾，其中夏花1148万尾、鱼种163.5万公斤。同时，生产成鱼4.6万公斤，饲养蛋鸭1500只、猪100头，基本实行鱼、畜、禽上下游配套生产。
        积极兴办场属集体企业。通过筹措资金、考察市场、物色人才等措施，几年间先后创办了塑料工艺品厂、电讯器材厂、天然游泳池综合商店等工商企业。充分利用依湖临池的地理优势，经过翻旧建新，建成富有水乡风情、宽畅明亮、设施配套的共有240张床位的农牧渔业部老干部休养所，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
        该场通过开拓经营、发展生产，经济效益显著提高。1980年开始扭转多年亏损，并实现了8000元的盈利。至1984年，产值、利润连年同步成倍增长，实现盈利10万元。至1985年，全场生产经营总产值达到111万元，其中渔业生产42万元、利润21万元，工商旅游业年产值69万元、利润9.5万元。全民职工平均收入1240元，集体职工年均收入1120元。
        20世纪90年代后期企业改制，该场已不复存在。
        十一、无锡市水产研究所实验场
        无锡市水产研究所实验场地处荣巷南侧，这里原是国营无锡市水产养殖场分部。1977年3月划给无锡市水产研究所，作为该所实验场而独立建场。该场拥有职工19名（含9名常年合同工），鱼池88亩，家鱼人工繁殖鱼苗设备一套。这套设备于1964年设计建成，一直担负全区4大鱼苗种的供应。后经过不断改造更新，其设备每年孵化鱼苗由2000—3000万尾提高到5000万尾左右。
        除孵化生产苗种外，该场还开展引进新品鱼种的科学试验。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里开展荷包鲤、兴国红鲤、散鳞镜鲤、尼罗罗非、东方真鳊、云南高背鲫、日本白鲫、东北银鲫等引进鱼品种的养殖试验。其中，引进试验的日本白鲫在这里取得成功后，向全区大量供应苗种，取得良好经济效益。此外，还开展鲤鲫交配的的异育鲫、杂交鲤、杂交鲫等试验工作。这里一直是无锡市水产研究所开展鱼品研究试验的重要实验场。截止到1985年，该场渔业产值19.7万元，利润8万元，实现了连年盈利。
        十二、东、西五里湖养殖场
        东、西五里湖养殖场创建于1965年，利用五里湖的湖面开展放养捕捞。至1985年，全场共有养殖人员60人，开展约5000亩水面的养鱼，还兴办一家塑料制品加工场以及对外开放垂钓和为快艇游湖有偿提供水面服务等。
        东五里湖养殖，拥有湖面3000亩。为了提高回捕率和产量，该场采取不断调整放养种群规格、坚持常年小捕捞、改进拦鱼设备、加强帘泊管理等措施，实现了产量由多年徘徊到稳定增长。起捕的商品成鱼由1981年的12万公斤，到1983年增加到15万公斤，到1985年又增至到20.6万公斤，实现全年总收入44.7万元、净利润6万元，沿湖6个乡（东 、南泉、大浮、雪浪、渔港、蠡园）按投入分红共得1万元，成为建场20年来最多的一次分红。全场劳均净年收入1570元。
        西五里湖养殖场（1983年改名为鼋头渚养殖场），水面2000亩。自1976年将围湖的稻田开坝放水，1977年即放养投产。在饲养过程中，不断探索实践，在改进拦鱼设备、提高放养鱼种规格、试行轮捕轮放、利用网箱培育鱼苗种、冬季机械牵引大捕捞等方面采取措施，获得连年持续增产。到1985年，该场起捕商品成鱼16.3万公斤，总收入31万元，集体提留积累1.5万元。全场36名人员，劳均净收入1200元。此外，该场还在依山临湖的风景区，建造了一幢具有吃、住、行、玩相配套的80个床位的楼房，为来此旅游、疗养的顾客提供食宿服务。

        20世纪70年代初，郊区在河埒公社渔业一队开展以水、种、饵、混、密、轮、防、管为主要内容的“八字精养法”的全面探索试验取得成功后，迅速在各渔业场队全面推开，从而使全区渔民由此从经验性养鱼跨入到科学养鱼，并且大幅度提高了养殖产量。这是对1964年郊区总结概括渔民分散的传统养鱼经验提出的“八字精养法”的丰富提升，因而被渔业界誉为“新养鱼经”。 “新养鱼经”理论基础扎实、技术方法新颖、涵盖内容全面，既便于学习理解和实际应用，又能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深受各级领导、各地渔界专家教授和养殖渔民的欢迎，进而使郊区养鱼业享誉全国、走向世界。
        一、享誉全国
        从1965年开始，郊区池塘养鱼高产经验和科技成果开始到北京、广州等地交流展出，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瞭望》杂志等全国权威媒体对此陆续作了报道。全国水产专业期刊《水产学报》曾连续三期发表了上海水产学院专家撰写的以郊区池塘养鱼经验做法为题的论文。197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到郊区拍摄科学养鱼专题片，作为科普宣传片在全国放映，受到全国养鱼界的瞩目。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郊区池塘养鱼业通过不断探索实践和科学总结，不仅取得了养鱼稳产高产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的辉煌业绩，而且获得了国家以及省级、市级的各种奖项，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优秀养鱼人才，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研发养殖技术获奖情况
        成立人民公社以来，郊区上下重视养殖技术、方法的研发和推广。邀请上海水产学院专业技术人员长期蹲点开展研究，组建郊区的水产研究所服务养鱼生产实践，重视培养本土养殖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加大研发经费和配套设备的投入，持续实施养殖技术创新项目计划，充分发挥养鱼技工实践优势。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郊区养鱼技术成果捷报频传，获得国家以及省部级和市级的奖项众多，为推行科学养鱼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人才基础。下面将郊区研发养殖技术获奖等情况梳理如下：
        1978年3月，河埒公社“池塘养鱼高产技术”，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获科技成果表扬奖（沈仲伦出席全国科技大会），受奖单位：河埒公社、河埒渔业一队、上海水产学院、郊区水产科、无锡市水产研究所（奖状编号000417）。
        1979年“池塘静水养殖、净亩产1998.5公斤”，获江苏省重要科技成果三等奖。受奖单位：河埒公社、河埒公社渔业一队、河埒养殖场、郊区水产科、无锡市水产研究所、上海水产学院。
        1978—1979年受到无锡市科技大会表扬奖励的项目有“非洲鲫鱼大面积养殖及越冬成功”，受奖单位：河埒、溪南、梅园、渔业公社以及河埒农机厂、郊区水产科等。
        1978年“池塘养殖珍珠”获无锡市科技大会三等奖，受奖单位：郊区水产科等。
        1979年“叶轮式增氧机研制成功”获无锡市科技大会一等奖，受奖单位：无锡太湖无线电厂、上海渔机研究所、郊区水产科等。
        1979年“吸蚬机研制成功”获无锡市科技大会表扬奖，受奖单位：河埒农机厂、无锡市农机研究所。
        1979年“增氧机的合理使用和鱼池水质研究”获无锡市科技大会成果奖，受奖单位：无锡市增氧机协作组。
        1979年“防治鲢鱼粘孢子虫病”获无锡市科技大会成果奖，受奖单位：河埒龙山渔业队、河埒水产实验室。
        1979年“池塘养鱼亩产1500公斤”获无锡市科技大会表扬奖，受奖单位：河埒公社渔业一队、无锡市水产研究所、郊区水产科。
        1979年“鱼池牵捕机研制使用”获无锡市科技大会成果奖，受奖单位：无锡市农机研究所、河埒水产养殖场。
        1979年“成鱼池套养鱼种技术”获无锡市科技大会成果奖，受奖单位：河埒公社、无锡市水产研究所。
        1980年，千亩池塘养鱼高产技术试验鉴定成果，获无锡市科委一等奖、江苏省科委四等奖，受奖单位：河埒公社、无锡市水产研究所、上海水产学院、郊区水产科。
        “鲢、鳙鱼周年生长规律及饲料系数的试验”，获无锡市科委四等奖，受奖单位：无锡市水产研究所。
        1980年，“鱼池网箱养殖罗非鱼”获无锡市科委四等奖，受奖单位：郊区水产科、解放公社畜水场等。
        1981年，“日本白鲫试养推广”获无锡市科委四等奖，受奖单位：无锡市水产研究所。
        1982年获全国农林牧副渔科技推广应用奖两项：“河埒千亩鱼池亩产千斤中试鉴定成果”，受奖单位：河埒公社、无锡市水产研究所、上海水产学院、郊区水产科；“池塘网箱养殖罗非鱼”，受奖单位：郊区水产科、刘潭公社养殖场、解放公社畜水场。
        1982年，罗非鱼、日本白鲫获江苏省水产局“优良品种推广奖”，获奖单位：无锡市水产研究所。
        1983年， “喷水式增氧机”，获国家经委优秀新产品奖，受奖单位：黄巷乡凯灵电泵厂。
        1984年，太湖渔机厂的“74—3叶轮式增氧机” “82—6叶轮式增氧机”“涌喷式增氧机”和黄巷凯灵电泵厂的“喷水机式增氧机”。 获全国水产养殖增氧机性能统测质量评比优胜奖。
        1985年大面积池塘养鱼稳产高产养殖结构的研究，评为无锡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受奖单位：无锡市水产研究所王杏明、无锡市多种经营管理局水产科唐松南等。
        1985年“草鱼提前春繁鱼苗应用试验”获无锡市科技进步四等奖，受奖人员：无锡市水产养殖场冯伯芳、钮新权、陆仁俊。
        另外，郊区养殖技术不断研发成功和推广使用，不仅获得上级的高度肯定和表扬，而且引发全国各地人员来此考察学习和交流研讨。为此，郊区根据有关部门要求，或举办宣传展览、或撰写论文总结提高、或编写技术资料、或受国家水产总局委托面向全国举办专业培训等，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推广和示范带动作用。
        1965至1977年，河埒公社及渔业一队先后五次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广州商品交易会等场所展出“科学养鱼创高产”版面和实物；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养鱼科教片、中央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分别介绍河埒公社渔业一队养鱼技术和管理经验。
        上海水产学院养殖系总结河埒公社渔业一队高产经验，在撰写论文发表于《水产学报》1966年第3期后，又结合郊区渔区生产实际和科学实验，相继发表10多篇论文、调查报告介绍郊区养鱼经验，并编写相关教材和技术资料用于教学和推广使用。1984年，由该院王武等养殖专家将历年在河埒渔区研究的成果，编纂《精养鱼池水质管理与技术》论文集出版。
        1977—1985年，无锡市水产研究所汇编《无锡水产资料》1—5期，每期7—10万字。1985年起郊区养鱼技术服务站定期编印《郊区水产动态》简报。这些资料和简报，主要反映渔业发展趋势和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等情况。
        1983年，河埒公社养鱼老技工曹仁法，根据自己长期的生产实践经验，由自己口述、别人记录，撰写了《池塘养鱼操作技术》一书，经上海水产学院谭玉钧教授审定，由郊区水产科等单位印发全区学习使用并对外交流。
        1973年，总结反映郊区养鱼技术和管理方法的《池塘养鱼》小册子（3.8万字）出版；1976年出版修订本的《池塘养鱼》（7万字），并列入全国农村科学实验丛书；1984年经再度修改补充，出版了第三版《池塘养鱼》（12万字），并列入全国淡水养鱼技术丛书。该书前后三版均由农业出版社定稿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共计发行30余万册。该书第三版，在1991年6月被中国农学会评为农业科普作品一等奖。
        1963至1983年，上海水产学院先后有750多名养殖系淡水班学生来到河埒等鱼池区参加生产实习，学习养鱼技术和管理方法。这些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多成为水产战线上的技术骨干，有的还担负了当地的领导工作。
        1983—1985年，河埒乡和上海水产学院接受国家水产总局和江苏省水产局委托，联合举办养鱼技术培训班。培训班每期8个月，由谭玉钧教授任班主任，15名具有30年教龄的教师讲授专业基础课程，河埒乡派出60多名有实践经验的养鱼技工带班生产实习，为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和农垦系统、部队系统等培训了1211名养鱼技工。此外，还为江苏省科协、射阳县、宜兴县等单位举办6期短训班，培训人数300余人。这些学员结业回到各自单位后，为当地养鱼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无锡市滨湖区档案局保存的《渔业生产汇总分析与总结（1981—1986）》（1987年01宗5卷）记载：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公社1983年应用河埒乡养鱼技术，在1年内便把商品鱼产量提高了20倍，池亩最高产量达到1422.9 斤（711.5 公斤），创出北京地区养鱼的最好水平。1986年该公社因此被农牧渔业部列为全国 6 个对外开设水产培训班的基地之一。又据无锡市郊区档案（1987年01宗3卷）记载：1986年3月29日在郊区举办的第四期养鱼技工培训班，共有学员137人，分别来自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51个县以及两个解放军部队和1个武警部队，这些学员平均年龄24岁，文化程度有初中65人、高中69人、大专3人。培训内容包括：淡水生物学、鱼类学、池塘养鱼、鱼病学、鱼场经营管理，由上海水产学院负责授课，郊区蠡鸿村养鱼技工负责鱼池现场实践指导。通过边教学边实践，这期培训班学员普遍反映收获很大。

        （二）渔业生产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
        新中国成立以来，郊区在长期而丰富的养鱼生产实践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为推动郊区养鱼业从一个辉煌走向又一个辉煌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引领郊区养鱼业快速发展的领头羊。这里根据郊区有关档案资料，摘要记录郊区渔业生产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如下：
        1954年，河埒梁溪渔业初级社（前身为蒋荣坤养鱼互助组）荣获国家农业部“爱国丰产金质奖章”（奖章编号133）。
        1956年，溪南乡第四合作社被评为郊区一等渔业丰产社（即西袁弄渔业队）。
        1971年，河埒公社渔业一队，在全国重点省（市、自治区）水产会议上，被评为科学养鱼高产先进典型。
        1977年，河埒公社奚志德出席全国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受到国家农林部的嘉奖。
        1978年，因养鱼生产成绩显著受到省政府奖励的单位有：河埒公社水产养殖场、河埒公社渔业大队、河埒公社渔业一队、河埒公社蠡桥渔业队、渔业公社渔业大队、蠡园公社长丰大队王石渚生产队。
        1979年，河埒公社刘维平代表郊区出席全国先进集体、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并获国务院嘉奖令。
        1984年，河埒养鱼技术服务公司张蔚南出席全国农林科技推广工作会议，该公司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
        1985年，河埒乡科协水产学组被评为全国科协先进集体，该组成员沈仲伦参加全国农村科普工作会议并受奖。
        1992年，郊区荣获国家农业部“七五规划”期间全国渔业生产先进奖。


        （三）接待国内渔业界人士参观考察
        郊区接待国内渔业界人士参观考察交流，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河埒公社渔业一队为主。进入70年代，由于受国家水产总局连续召开5次全国城郊养鱼现场经验交流会的推动影响，加之每次会议期间无锡市或郊区有关领导都被要求介绍无锡城郊养鱼一年一个样、年年有变样的经验做法，由此引起了各地政府和渔业界人士的关注和向往。从70年代初每年接待千余人，至中期每年骤增至3000人次以上。在接待任务日趋繁重情况下，郊区于1978年4月建立了水产接待站，临时配备接待人员。并受到国家水产总局、省水产局的资助支持，在河埒公社渔业大队的大丁村建造了一幢二层楼的水产接待室，接着又在泰康村建造了一幢有300多张床位的水产招待所。由此解决了外地参观考察人员的食宿问题，也为召开全国、省市水产工作会议提供了场所条件。
        到1984年10月，撤销水产接待站，郊区人民政府成立接待办公室，从此各地来郊区的渔业界人士的参观考察接待任务交由接待办公室承担。据统计，1984年10月至1985年底，郊区共接待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86个地市、222个县和城市郊区参观考察人员612批、10303人次（其中参观考察养鱼生产的占50%以上，其余为参观考察郊区乡镇工业、商业、蔬菜生产等）。
        郊区通过长期接待全国各地渔业界人士的参观考察，不仅相互间交流经验和传递信息，借此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身的养鱼技术和管理水平；而且还为发展经济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在80年代先后与镇江市润州区、浙江省定海县、安徽省六安县等结为友好区县关系，签署以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内容的协议书。同时与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广州市郊区、福州市郊区、武汉市郊区、成都市郊区以及邻近的苏州、常州、扬州等郊区建立经营协作关系，为扩大郊区对外宣传和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创造了条件。
        二、走向世界
        郊区池塘养鱼业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以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业绩，不仅受到各级政府的表彰和国人瞩目而享誉全国，而且成为无锡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实现了走向世界。
        （一）外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频繁来郊区访问考察
        郊区作为我国早期的对外开放“窗口”之一，接待外国领导人、相关联合国组织和各国专家学者来此访问考察的人次越来越多。1970年8月，坦桑尼亚总统和夫人来此访问；1971年2月，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来此访问；1971年5月，澳大利亚副总理来此访问；1972年3月，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来此访问；1972年7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来此访问。曾先后接待联合国粮农组织、计划开发署以及东南亚渔业开发中心、亚太地区乡村综合开发中心等国际组织官员来此访问。接待世界各国渔业界专家学者的批次人数更是众多。60年代，接待越南、日本、巴西、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国家的渔业界人士参观访问河埒公社渔业一队等单位，开展经验交流。还为朝鲜等国家提供养殖技术人员实习培训。70年代初，国家农业部和省水产局把郊区池塘养鱼作为对外开放参观考察的基点后，来此考察交流的外国专家学者人次频率更高。据统计，从1976—1985年，郊区先后接待日本、朝鲜、菲律宾、孟加拉、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阿尔巴尼亚、埃及、丹麦、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秘鲁、墨西哥、智利、利比亚、芬兰、缅甸、尼泊尔、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坦桑尼亚、马来西亚、尼日尔、刚果、马达加斯加、贝宁、中非、牙买加、土耳其、伊朗、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等45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渔业界人士，共计57批355人。
        此外，随着无锡市从70年代先后被列为国家开放城市、中心城市、旅游城市、较大城市行列，引来参观访问、旅游、工作的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日益增多。加之郊区开发的访问渔村、参观渔区、观看捕鱼、帆船游湖、栽桑养蚕、外荡垂钓等富有水乡风情的旅游项目具有吸引力，以及修建的农民疗养所、渔乡饭店等旅游设施日臻配套，从1977年至1985年的9年间，郊区接待了包括来自世界各地渔界人士在内的96个国家和地区的来访者共计2197批、42967人次。

        从这张表可以看见，此期间国外游客来到郊区，绝大多数是到河埒公社进行参观旅游，仅有极少数到郊区其他公社进行参观旅游。这说明河埒公社在池塘养鱼、水乡旅游开发等方面占有很大优势，是走在全区前列的。可以说，也是当时郊区乃至无锡市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从来此考察访问的国外渔业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关注情况来看，他们对郊区池塘养鱼较普遍感兴趣的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郊区悠久的养鱼历史和传统的养殖经验感兴趣。联邦德国养鱼专家舒杰讲：“我们能到中国最古老的养鱼发源地参观访问，很感幸运。无锡养鱼在世界上久有名望，如今实地一看，产量水平确实惊人，养殖方法有独到之处。”平时，不少国外来访者对池塘养鱼实行混放密养、轮捕轮放、精管细养等养殖传统技术，都要详细观察、反复询问。日本爱知县水产议员长本一曾从1980年至1983年先后两次专程来到河埒渔业大队考察了解。第一次访问时他说：“日本养鱼技术从历史上看是从中国传授过去的。日本养殖鱼品种单一，而你们依据鱼类栖息习性多品种同塘混养，充分发挥立体水域和饵料的潜在能量，这是中国养鱼经验对世界渔业的贡献。”1983年他再次带领考察团来此参观考察时，又深有感触地说：“无锡善于把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在增氧机械使用、饲养管理等方面不断改进，养鱼水平一年比一年高，发展速度之快，我们确实跟不上。”1984年11月，孟加拉国农业部秘书安瓦尔参观河埒乡渔区时说：“孟加拉国也是淡水养鱼丰富的国家，水面很多，但产量很低，如能达到无锡养鱼产量的一般水平，我国就能满足国内淡水鱼的供应问题。”1982年6月，研究罗氏沼虾造诣很深的美籍华人林绍文博士，在考察了解郊区养鱼生产现场后的讲学会上深有体会地说：“无锡郊区是养鱼胜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与之比拟，这是天时、地利、人和配合的结果。中国淡水养鱼目前居世界第一位，我作为炎黄子孙深感骄傲。但是，第一位能否保持下去，我看读书人要同老师傅相结合，研究者要解答民间养鱼遇到的技术难题……才能使中国养鱼不断创新，保持领先地位。”
        二是对郊区开展渔畜配套发展综合养鱼感兴趣。1983年8月，秘鲁渔业部长顾问埃尔道在参观河埒养殖场的配套设施后说：“鱼、猪、牛、鸭组成循环生产，这是一种环状结构，有利于多种经营，可增加副食品，并且动植物之间的饵肥互相利用，既可变废为宝，又对改善环境、平衡生态有益处。目前世界范围内都在搞食品结构改革，你们搞的综合养鱼是食品改革中的一项创新。”1978年11月，埃及淡水养殖专家组曼苏索博士来访，看到河埒水产养殖场用奶牛粪便投池肥水养鱼时讲：“我国养牛很多，牛粪遍地，污染环境，孳生牛虻叮人啮畜，造成公害。学习运用综合养鱼，可变废为宝，消除公害，增加养殖产量。”1978年5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专业博士皮莱（印度人）第一次来郊区考察访问，他对综合养鱼产生浓厚兴趣，认为开展以鱼为主的鱼、畜、禽综合养殖，并使养殖业与种植业有机结合，为国际养渔业开拓了新路，向各国特别是亚非国家移植推广很有价值。为此皮莱博士等以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开发计划署的名义，曾先后组织和率领4批有亚、非、拉国家相关专家组成的渔业考察团，专程前来郊区参观考察综合养鱼技术，并竭力建议以无锡郊区为综合养鱼实验基地，开展国际性的技术培训和科学研究。经一番努力，由国家水产总局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粮农组织合作，在郊区建办了中国无锡亚太地区综合养鱼研究和培训中心。该中心自1981年创办到1985年，共举办4期培训班，培训来自亚、欧、拉丁美洲的14个国家110名学员。郊区为此提供了9个实习操作和调研考察基点，还在河埒、溪南两个水产养殖场选派富有实践经验的技工担任各国学员学习清塘消毒、放养鱼种、观察水质、牵捕成鱼、投施饵肥、防治鱼病等操作技术的辅导教学工作。
        （二）郊区注重学习吸收国外养鱼先进技术
        郊区渔业在不断加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日益注重“走出去”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养殖技术和经验。一方面，他们利用国外渔业界专家学者来区考察访问之际开展多形式的交流学习。1980年5月，联合国组织非洲法语国家水产养殖考察团一行30人来区考察访问，郊区邀请他们介绍了国际养鱼的概况及趋势，同团的尼日尔、刚果等国朋友对郊区普遍养殖非洲鲫鱼感到特别亲切，并向我区具体介绍了非洲鲫鱼的单性繁殖、选育优良品种等方面经验。1980年7月，美国海、淡水鱼考察团参观郊区养鱼生产后，在锡举办水产学术交流会，美国饵料营养学家杜普雷博士为包括郊区渔业界在内的无锡渔业专业人士提供了麦类等饵料蒸煮后喂鱼的方法。1982年5月，法国渔业专家考察团在参观郊区渔用颗粒饵料厂时，郊区有关方面听取了专家提出的改进颗粒饲料配制的建议。多年来，郊区领导以及各渔业场队技术人员在接待外国渔业界人士考察时，都注意与之展开交流、听取意见，从中汲取了不少养殖方面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做法。
        另一方面，郊区派员出国开展专业考察和援外任务。1984年5月20日至6月17日历时27天，郊区派出分管渔业生产的副区长过秋平参加由我国农牧渔业部组织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共7人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去英国考察鱼品加工及销售工作，并被上级指定为赴英考察组组长。考察组在英期间共访问了伦敦、爱丁堡、南港等23个城市，行程12000公里，参观考察了高等学院、研究所、渔港、养鱼场、鱼市场、鱼品加工厂等45个单位，广泛接触了英国渔业界及其他各界人士，对英国渔业生产、鱼品加工及供应等方面情况有了较全面了解。
        1985年3月11日至26日，应澳大利亚墨尔本侨联副主席、爱国华侨黄耀询先生邀请，由郊区副区长张仁兴、河埒乡乡长张蔚南、河埒乡水产养殖场场长许福民、场长助理袁兆民等4人组成无锡市郊区农民赴澳考察组，带着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考察了澳大利亚现代化养鸡场、奶牛场等养殖单位，广泛接触在澳华侨特别是有养殖专长的华侨，使考察组成员大开眼界。同时也因考察组以农民身份去澳考察，引起了在澳华侨的自豪，有华侨说：“我们好像是出嫁到国外做媳妇的姑娘，娘家的好坏，对我们在婆家地位的高低很有影响。”还有的华侨说：“我们在国外的地位经历了三次大提高，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第二次是抗美援朝胜利，第三次就是现在的对外开放。今天国内能有农民组团考察访问，说明祖国开放取得很大进步。”考察组回国后，河埒水产养殖场等学习借鉴澳大利亚先进的综合饲养技术，并结合自身实际，对鱼、畜、禽配套饲养生产的措施和办法作了进一步改进优化。
        郊区渔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把承担援外任务与考察学习结合起来，在完成援外任务的同时争取学习交流的机会。1984年9月18日至10月9日历时21天，郊区政府和无锡市多种经营管理局，接受国家农牧渔业部的委托，组成淡水养鱼专家组去菲律宾进行养鱼技术培训和鲤科鱼类人工繁殖技术指导工作。专家组由唐松南（无锡市多管局水产科工程师）担任组长，组员有王杏明（无锡市水产研究所工程师）、郑国华（郊区农机水利科工程师）、殷宗彬（郊区农机水利科助理工程师）、屠仲良（无锡市外办英语翻译）。专家组在菲期间，根据中菲双方协定，围绕菲方培训目标要求，采取教学与示范、讲课与座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为该国共培训了来自各地鱼种推广试验中心的技术骨干15名。学员们普遍反映，中国专家的讲课，技术上无保留，听得懂、用得上。对观察亲鱼成熟和催产剂使用等技术知识，学员们表示是第一次学到。这次专家组在菲完成培训任务后，不忘参观学习，共参观访问了菲律宾8个海、淡水鱼场和农学院淡水养殖研究中心，每到一处都认真了解情况，与相关领导和专家探讨交流技术，专家组成员深感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