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渔业

        考古研究表明，人类文明是从距今1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渔猎时代逐步走向农耕文明的。有关渔猎的记载，最早在《山海经》一书。原始人时期，人是用手摸鱼的。该书记载，那时有一种长臂人，最善于抓鱼，可以单手捕捉鱼类，上岸时就能两手各抓一条大鱼。这种长臂人的抓鱼本领，是长期实践的结果。但是，徒手摸鱼数量总是有限的，为了得到更多的鱼，人们想出了“竭泽而渔”的办法：选一处水位有落差的山溪或池塘，用泥巴、石块两头筑坝，然后在下游开个口子放水，待水位降低后，再用手或树皮、竹片等工具往外舀水至溪水干涸，这样一次便能捉到很多鱼。原始人定居以后，对“竭泽而渔”的后果逐渐有了认识：周围小型水面被弄干，鱼无生息之处了，昨天还是鱼香满口，今天可能连鱼的味道也闻不到了。后来的《吕氏春秋》对此总结指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看，太湖流域早在6000多年前就有先民生活了。1954年，郊区蠡桥北堍仙蠡墩（古称仙女墩），出土了100多件文物，其中有炭化的稻谷和大量捕鱼用的石网坠、红陶网坠和黑陶网坠以及石斧、鱼骨制品等。经测定，这些文物距今4000多年，属新石器晚期时代（良渚文化时期）。1954年无锡在锡山南坡建造动物园时，发现了已炭化结块的稻谷以及大量石斧、石刀等石器和陶器，经碳14测定为距今4300年至5300年文物，亦属良渚文化时期的文物。1956年11月，无锡县雪浪乡葛埭村发现庵基墩遗址，距今6000多年，后又在葛埭村洪口墩、板桥村赤马咀以及雪浪、许舍等村先后出土了大量类似文物。1961年，军嶂公社（现属滨湖区雪浪街道）农民在太湖边挖淤泥（积肥）时，挖掘出一根长约4—5米、粗约80厘米的碳化圆木，圆木中段还有长约2米、宽约0.4米的凹槽，当时无锡县文化馆馆长任梅经鉴定认为，该碳化圆木是距今6000—6500年左右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用来捕鱼乘坐的独木舟。

        由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主持校订并作序、陈穉常女士著的《中国通史演义》第一部《中国上古史演义》（上海文化出版社，1955年9月第1版）中有这样的描述：“自从发明了火，住在水边的人捉到了鱼虾蟹贝，也是一样放在火上烤了吃。那时水里的动物非常多，鱼鳖虾蟹无所不有，而且个个肥大强壮、翻波逐浪。近水先民完全把它们当作粮食，常常折取很长的竹竿，磨尖作为鱼叉，看准大鱼便用力刺去。因为日日为生计而熟练，往往十有九中，随叉而起。即便偶然碰着巨大的鳖鳄，也会纠集多人一起合力围捕。当鱼类逃到深水区时，有时他们便把溪水两头截断，等水慢慢泄去后悉数捕捉。”
        新石器时期，太湖流域的先民们还广泛使用棒杀、石块砸、木尖射杀等方法捕鱼。棒杀，即将粗细长短合适的树枝拿在手里，在河湖边或守候或巡视，每遇有鱼类游到可以实施打击的距离时，便发动袭击，由于蛮荒时期水生动物极多，收获往往足够一人或一家人食用果腹。石块砸，即选用力所能及的石块抓在手里，当发现目标时奋力砸去，往往个体大的鱼易于被投掷击中。木尖射杀，即选用粗细合适的树棍或竹棍，将一端用石斧削尖或在粗糙的石块上磨尖，当水中目标进入射杀范围时，迅速投射捉捕。这种射杀方法操作方便，长期使用后较为娴熟，所以往往捕获更大。在这种木尖射杀工具的基础上，后来又改进为梭标，即在末端系上一根绳子可投射更远的目标。再此后又发明了用藤条制成弯弓，把梭标改良成箭，用以射杀更远距离的猎物。不过，这种方法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到远处水面去收获猎物？于是先民们又把飘浮水中的粗大树干作为载体，供人乘坐去打捞。接着，又为解决乘坐不便和水中前进问题，想出了在圆木上挖出方形的凹槽和用木片划动水面解决如此问题。先民们正是在劳动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创造，才有了独木舟和木桨。这些原始的工具有些一直传承至今仍在使用，有些已演变成体育竞技项目了，如射箭、标枪、单人艇、双人艇等。
        随着人类不断繁衍对渔业发展提出的新需要，先民们又不断想办法如何捕捉到更多、更难捕捉的猎物。《中国上古史演义》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个猎人无意中抬起头来，忽然看见树枝上有一个蜘蛛，正在慢慢地吐出蛛丝来，并一根根地交叉联结成一个精致细密的蜘蛛网。看了一会，一只蝴蝶飞来投入网中而不停地挣扎，可惜蝴蝶越挣扎网把它缠得越紧，直至蝴蝶动弹不得。这时蜘蛛迅速地爬过去，抓着蝴蝶饱餐一顿。这个猎人看见蜘蛛的捕蝶方法，心里恍然大悟：要是我也有一张网，捕捉食物不也就容易得多了吗？他心中细细盘算着，又细细看蜘蛛结网的方法，顿觉心中有了主意，便回到屋里找来许多绳子，仿照蜘蛛结网模样，慢慢地结成了一张网。他先把它撑起来用来捕捉兔子，发现有不合适的地方就随时改进，历经反复改动，居然网住了一只兔子。大家看见了非常高兴，便纷纷学着结了许多这样的网，安置在丰草林茂的地方等待兔子自投罗网。后又把这种网置于树上，用来捕捉飞鸟。再后来先民们便把这种网撒到水里捕鱼，果然发现比使用棍棒叉杆和堵断溪流捕捉方便多了。随着使用这种网的人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先民们用网捕鱼的能力有了大的提升。在用网捕鱼逐渐增多后，对一时吃不了的鱼，便开始蓄养起来慢慢吃。在蓄养鱼的过程中，先民们又发现鱼食用小型水生动物、水草及藻类的现象，于是又创造发明了用小鱼虾作诱饵的鱼钓，以及根据鱼类游动规律发明了用竹子编成的簖（俗称迷魂阵）等多种捕鱼工具。这些工具一直沿用到现在，只是经过反复改进，使用更方便、捕鱼效果更好了。”
        到了大约41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期），大禹接舜的王位，历史上称为夏朝。先民们为了解决在水深面宽的水里捕鱼，后又在独木舟的基础上发明了木筏和木桨，人在木舟和筏上可以做到随意划行了。此时先民们又发明了陶器，将烧制成鱼状、圆形、长方形的陶器等打磨整齐穿孔作为网坠。这样，先民可以使鱼网一端迅速沉入水下拦阻鱼逃脱，捕捉鱼类的数量就更多了。那时期，以氏族为单位的群体合力捕捞鱼类，成为普遍现象。应该指出，史前这些渔具在今天看来，是极其原始的、粗劣的。但是，它表现了一种发展或方向性的趋势。
        在大禹时代（良渚文化晚期），农业生产也已相当发达，收获的稻谷和猎获的鱼类有了贮存，财产私有制渐渐形成。各氏族收获的谷物一时吃不完可以晒干贮存，多余的鱼类如何保存呢？于是就在居住地附近沼泽地用泥巴把水塘四周加高加固，把剩余的鱼存养在池塘里，待需要时再捞上来食用，这就是最早最原始的池塘养鱼。这种在池塘里屯养保鲜鱼的方法，史学界称为“蓄养”。但各种鱼类不加选择混杂在一起蓄养，先民们经过观察发现，有的生长缓慢，有的吞食其它鱼类，有的肉味低劣，有的还能在池塘中自然产卵孵化，因而就慢慢筛选了生长快、肉味好的鲤作为池塘专养。
        到了殷商周时期，池塘养鲤鱼被王公贵族普遍采用。20世纪，我国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上载有“贞其雨，在圃鱼”和“在圃鱼、十一月”句，意思是在园圃的池塘内捕捞所养的鱼。随后《诗经》等篇记载有“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立”和“王在灵沼，于牣鱼跃”等内容。这又是殷代西伯（周文王）凿池养鱼的证明。王公贵族征集民工挖池养鲤鱼的风气，后逐渐普及到民间。《诗经·正月》有“鱼在于沼，亦匪克乐”句，《小雅·鱼藻》篇有“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句。可见，商周朝养鱼已有固定的池沼，至春秋战国时养鱼已经开始流行了。

        春秋时期，吴地渔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天然捕捞发展到人工养殖，在经济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商代晚期，生活在陕西渭水流域的周族泰伯、仲雍兄弟为避让王位，来到“荆蛮之地”梅里与当地部落结合，建立“勾吴”国，带来了中原的耕作技术，把中原粗犷的旱作文化与太湖灵秀的渔耕文化融揉在了一起。泰伯组织民众开凿了今天无锡东南的“泰伯渎”，是太湖最早的水利工程。火烧杂草，水淹除草，开垦太湖湿地为平原。“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断发文身。”吴国以从俗化俗、断发文身开展了包括渔业在内的农耕生产。
        《吴地记》记载，吴王阖闾十年（前505）在长江口海上捕得石首鱼，解决了军队的缺粮困难。吴王因石首鱼味美，“因书美下着鱼”，将之命名为“鲞”，这就是“鲞”字的由来。当时只见这条鱼脑中有骨如白石，故命作“石首鱼”，这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黄鱼”。古籍记载和民间流传有吴国“专诸刺王僚”即“鱼肠剑”的故事。《吴地记》有苏州“胥门外……十五里有鱼池，越王养鱼处”的记载。《石湖志略·古迹》中也载，胥门外西南五里越来溪，“溪有南北，南溪之西田间，基厚而土细，高可二丈，广倍之，吴王游姑苏筑以养鱼，今谓之鱼城基”；又苏州古馆中有“夷亭”（养鱼之亭），古坊中有“嘉鱼”坊，等等，这些表明吴越时期，在苏州一带养鱼的处所就已很多。那么，史籍中记述的养鱼处所，全集中于苏州，是否反映其时太湖地区只有苏州养鱼呢？应该不是。因为当时苏州是吴国的都城，众所瞩目，其他地方只是失之著录而已。其实，从越国大夫范蠡所著《养鱼经》等专著来看，不难发现，其时太湖地区养鱼，已比较普遍了。

        范蠡是养鱼的鼻祖，史称“渔父”。相传公元前473年他助越灭吴功成后，即与西施一起“同泛太湖而东去”，在吴县蠡口的官来浜和无锡五里湖畔隐居养鱼。公元前460年，范蠡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养鱼专著《养鱼经》，为秦汉时期吴人从事渔业生产提供了宝贵经验，使太湖地区成为当时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范蠡在《养鱼经》中指出：“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所谓水畜就是鱼池。他在吴都把6亩大的土地开辟为池，池中堆9个小洲，种了许多菱白、荇菜和水草。觅怀卵鲤鱼长3尺20尾、雄鲤鱼长3尺4尾以及一些甲鱼放流于池中。由于放养得当，其养鱼收入相当可观。范蠡有了这样的养鱼实践经验，经常劝诫当时的君王挖池养鱼。虽《养鱼经》全书不足500字，但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对建池、选种、鱼交配数目和创造鱼巢等都有叙述。这篇全面总结了当时我国在池塘养鲤鱼方面积累的丰富而宝贵经验的著作，不仅对我国战国、秦汉、三国及两晋时期的养鱼业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后来流传欧洲发生过很大影响。至于范蠡在太湖养鱼的传说遗迹更是众多。《苏州府志》等史书记载，吴县的蠡口相传是范蠡与西施出走处，故以为名；吴县的蠡墅，相传范蠡在此建有别墅而得名；无锡的五里湖相传范蠡、西施到这里养过鱼，而又名之为蠡湖；梁溪河连通五里湖的河道又因范蠡、西施停留这里而被称之为骂蠡港，连这条河道上的桥也被称之为蠡桥，等等。
        随着这个时期的渔业发展，先民们开始重视鱼产品加工、贮藏和用作服饰的实践。据《越绝书》记载，吴国阖闾的冰室在今苏州闾门外；越王勾践的冰室在今浙江绍兴东门外。宋代《困学纪闻》引《吴地记》称，吴王“阖闾思海鱼而难于生致，治生鱼盐渍而日干之。”吴越先民已懂得把一时吃不掉的鱼进行盐制和晒干。另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之女滕玉入葬时，衣服为珠襦。所谓珠襦，即是用珍珠缝制的服饰。
        汉代时期，鲤鱼养殖有了飞跃发展，从皇室到地主阶层都有鲤鱼养殖生产。据唐《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曾在长安附近开凿昆明池，训练水师。武帝死后，昭帝用来养鱼，每年产鱼除供给宗庙等祭祀使用外，剩余的还送到市场销售。东汉光武帝的外戚樊宏，也在南阳（今湖北襄阳市）庄园里养鱼，可谓“陂池灌池、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漆桑麻、闭门成市”的繁荣景象。
        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因长期动乱，北人南徙，促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也促进了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吴地开始以“水美鱼肥稻香”著称于世。据史籍记载，魏武帝思食吴松鲈鱼；张翰见秋风起，思念故乡的莼菜，辞言归吴。这都是说明江南鱼品已居上乘。《山海经·南山经》载，“（浮玉之山）苕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其中多鮆鱼”。苕水即苕溪，具区是太湖古名。东晋郭璞在《尔雅·释鱼》注中，对太湖梅鲚（古称鮆鱼）和长江鱼类与白暨豚等作了十分准确的描述，显然是基于太湖渔民丰富的实践。郭璞在著作中描述梅鲚“鱼狭薄而长头尖，大者尺余，太湖今饶之，一名刀鱼”，这与目前科学调查的结果相一致。东晋时，渔民在古松江口创造了一种“沪渎”捕鱼的方法，即列竹栅于海边或河流浅滩中，形状呈口大颈细且有逆向的竹片，以利用潮水涨落拦捕鱼类，捕鱼效果较好，故在松江流域一带广泛使用，后来上海简称“沪”即由此而来。这种“沪渎”的捕鱼方法，在太湖流域得到较广泛的应用，重要原因是制作这种“沪渎”的材料毛竹在太湖西南部的宜兴、孝丰、安吉、临安一带丘陵山区产量丰盛，便于先民们因地制宜取材制作。其时吴地渔业在郭璞《江赋》中被描述为“舳舻相属，万里连樯，溯洄沿流，或渔或商”的一派盛况。
        三国时期，先民已学会利用稻田养鱼。据《魏武四时食制》记载：“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郫县在成都西北，四川耕田终年积水多，是有条件养小鲤鱼的。同时，太湖流域的吴越地区亦有利用稻田洼地养鱼生产实践，并且范围较广、收获可观。
        晋代葛洪《神仙传》载，“松江出好鲈鱼，味异它处”。松江鲈鱼是太湖流域著名的特产之一，是鱼中之萃、席上之珍。据杜宝《大业拾遗录》记载，吴人献鲈鱼脍和箭笋为羹，笋黄鱼白，炀帝誉之为“金虀玉脍，东南之佳味也”。唐岑参《送张秘书》诗云：“鲈鲙剩堪忆，莼羹殊可餐。”以后或诗或文，颂者不胜枚举。
        南北朝时期，农业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除转录《陶朱公养鱼经》外，又在《作鱼池法》中提到，“欲令生大鱼，须截取薮泽陂湘饶大鱼之处，近水际土十数载以布池底，二年之内，即生大鱼。盖由土中先有大鱼子，得水即生也”的养鱼经验。
        据隋《大业杂记》载，大业六年（610），吴郡贡白鱼子入洛京西苑内海中。其取子方法：在夏至前三五日，较大的白鱼，傍晚时积聚于太湖边浅水中有菰蒋等草处产子，并缀于草上，至二更产子毕，散入深水。先民则取带草的菰蒋，晒干束成把，运送到东都洛阳内苑海边（即河里），得水十余日后，即浮出了小鱼。南方太湖水产品在北方都城御苑安身繁衍，是白鱼首开的历史先河。早在1300多年前，先民对白鱼的生活习性、繁衍规律就有如此深入的观察和认识，这可以称为我国渔业史上令人瞩目的一页。
        进入唐代，渔业生产发展基本形成了与耕作、蚕桑“三分天下”的鼎足之势。圣历三年（700）崔融说“江南诸州，乃以鱼为命”。景龙元年（707），李义上疏也谈到“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龟鳖之利，黎元所资”。当时有很多人从农民队伍中游离出来，成为专业的渔民。如江阴县“乡多钓捕人”，出现了“隔岸鸡鸣春耨去，邻家犬吠夜渔归”的繁忙景象。唐代渔业生产的发展进步，当时诗人给予了如实记录和热情赞美。白居易乘船在松江行走，看到“水面排罾网，船头簇绮罗”的壮观；陆龟蒙笔下有了“处处倚蚕泊，家家下渔筌”的呈述；张籍也有了“一斛水中半斛鱼，大鱼如柳叶，小鱼如针锋”的描写；等等。至五代，钱氏还特地设立了“渔户” “蟹户”等官职，专撑鱼蟹事宜。

        汉代有了较大发展的养鲤业在唐代遭到很大挫折，主要原因是唐代贞观皇帝姓李，因“李”和“鲤”同音，认为“鲤”象征皇族而不能饲养，遭到扼杀。《枕谭》曰：“佩鱼始于唐永徽二年，以鲤为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龟，以玄武为鱼也。”以龟为佩，就是以鲤为佩；符也用鱼符，实际上就是鲤符。既然以鲤为李，鲤象征皇室，就要避讳“鲤”，所以只好将鲤鱼改称为赤鲜公。《酉阳杂俎》有“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鲜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的记载。谁捕到鲤鱼必须放生，谁将鲤鱼出卖就要打上60大板，这些都定为法律。其时鲤鱼既不能吃又不能卖，对养鲤事业是极其强暴的摧折和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渔民找寻其它的养殖对象是很自然的事，草鱼、青鱼、鳙鱼、鲢鱼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试养。
        唐代渔具渔法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明创造。例如出现了沪、槮 、簺、罩等竹木编制成的新型渔具。关于唐代渔具，皮日休、陆龟蒙等，于咸通十年（869）前后，曾写专诗达40首之多，详予描述。皮日休，湖北囊阳人，曾隐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陆龟蒙，江苏苏州人，喜爱捕鱼养鱼，“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等，经常“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钩具往来”。皮日休、陆龟蒙友善并多唱和，时称皮陆，都对渔具有一定的研究。陆龟蒙在其《渔具诗·并序》中说：“天随子（陆自称）渔于山海之颜有年矣，矢鱼之具，莫不穷其趣。”序中还对所写的渔具渔法作了扼要的说明：“大凡结绳持网者，总谓之网罟。圆而纵舍曰罩，挟而升降曰罱，缗而竿者总谓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车。横川曰梁，承虚曰笱。编而沉之曰箪，矛而卓之曰矠，棘而中之曰叉，镞而纶之曰射，扣而骇之曰桹（以薄板置瓦器上，系之以驱），鱼置而守之曰神，列竹子于海澨曰沪，错薪于水中曰槮。所载之舟曰舴艋，所贮之器曰笭箵。”他还明确指出，“皆出于诗、书、杂传，乃今之闻见可考而验之不诬也”。
        唐代还驯养鸬鹚来捕鱼。杜甫在四川的时候（大约在759—768年之间）就写下“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的诗句。“乌鬼”就是鸬鹚。这种水鸟都用一根细绳被扎住咽喉，当它捕到鱼时不至于咽下去，渔人只需将竹篙伸向鸬鹚，其上船吐出鱼即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这就是对鸬鹚捕鱼的生动记录。晋代郭璞注《尔雅》时已谈到鸬鹚具有食鱼特性。太湖地区利用鸬鹚捕鱼始于何时？尚未见确切依据。不过咸淳《毗陵志》已记载，“鸬鹚善捕鱼”。毗陵即常州，表明至迟在南宋时，太湖地区已使用鸬鹚捕鱼了。
        唐代摸索出一条以养鱼为主、其它为副的农业路径，即在鱼塘四周植桑，形成桑基鱼塘的生产模式雏形。太湖流域，本属“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无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自唐代以来，这里蚕桑事业也获得了巨大进步，因而在洞庭山一带出现了如陆龟蒙所描述的：“处处停蚕箔，家家下渔筌”和“水影沉渔器，邻声动纬车”的蚕盛、桑茂、农忙、渔旺的动人景观。并还通过反复摸索，把在流水里生长的草、青、鲢、鳙等鱼放流在塘水中饲养获得成功。
        唐代生产的太湖珍贵水产品很多，除鲟、鲊、鲻皮、魬䱜、肚鱼、鱼子等贡品外，还有淞江鲈鱼、太湖银鱼、阳澄湖螃蟹等。白居易有诗云“水鲙松江鳞”，韦应物也说“松江献白鳞”，罗隐也云“脍忆松江满箸红”，所指都是松江鲈鱼。皮日休《松江早春诗》中提到的松江鲙残鱼，也是太湖地区的名鱼之一。“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鱼蟹丰盛成为太湖流域人们日常饮食的主要菜肴，故有了“饭稻羹鱼”之美誉。 《史记》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太湖流域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最佳吃鱼时机，因而有了“正月塘里肉头细，二月桃花鳜鱼肥，三月甲鱼（鳖）补身体，四月鲥鱼加葱须，五月白鱼吃肚皮，六月鳊鱼鲜似鸡，七月鳗鲡长得肥，八月鲃鱼要吃肺，九月鲫鱼能催奶，十月草鱼打牙祭，十一月鲢鱼头更肥，十二月青鱼吃鱼尾”的谚语。
        随着唐代捕捞鱼业自食有余，出现了以鱼易物的初级贸易。渔民们击鼓叫卖，不但价格低廉，而且以斗量鱼。宋范成大对此曾记载说：“鱼斗者，吴俗以斗数鱼，今以二斤半为一斗，买卖者多论斗，自唐至今如此。”由于活鲜鱼易于死亡，因而渔民们又将鱼加工制成咸鱼干产品推向市场。“彭螖吴呼为彭越，盖语讹也，足上无毛，堪食，吴越间多以异盐藏，货于市。”新鲜彭螖用盐腌制后，就不会变质，销售期限大大延长。因而在唐代，经常可以见到相互之间用干鱼、咸蟹之类互相寄赠的诗文出现，如皮日休“欲封干鲙”寄终南的韦校书，陆龟蒙、皮日休《种鱼》诗中提到的“种鱼”之利，可见唐代太湖地域池塘养鱼已含有商品生产性质了。

        宋代，是我国科学技术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吴地渔业第二个发展高峰期。
        罗盘用于航海，加上造船技艺的提高，中国在宋代已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巨舶，所装载乘客可达千人之上。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宋代的近海渔业生产发展到相当规模。宋朝范成大《吴郡志》记载冰鲜石首鱼：乾道淳熙年间，“沿海大家始藏冰，悉以冰养鱼，遂不败……以有冰故，遂贩至江东金陵以西，此亦古之所未闻也”。冰鲜石首鱼运销金陵以西，足见捕获量是相当大的，海洋渔业已有相当规模。其时，太湖也已使用大型船只捕鱼。宋张达明《吴江鱼具·帆罟》诗云：“岂惮滔天浪，舷帆恨不多；利心忘涉险，非是玩风波。”诗中提到的帆罟，是一种巨型渔船，大者六桅。 《吴县水产志》记载，宋朝太湖有六桅渔船出现，是国内淡水捕捞中最大的一种渔船，六级顺风时速可达20公里，两舷有拨水板各两块。即使逆风，也能“之”字形向前行驶。这种大渔船，有两种来历：一种船尾是椭圆形的“七扇子”（即七道桅）船，传说系南宋岳家军战船演变而来。岳飞被害后，士兵不满朝廷的腐败，部分驻兵遁入太湖，继续抗击金兵。由于粮饷断绝，将战船改作渔船捕捞度日、繁衍至今；另一种船尾部呈长方形，两头高、中间低，两边有半爿木做的船板，其船型结构具有海洋船抗风浪的特征，以五桅居多，渔民称之为“北洋船”，是由海洋渔船演变而来。清代以前江苏、浙江沿海渔民，春捕黄鱼，秋打带鱼，秋冬海洋淡季，正值太湖渔业旺季，渔民便季节性入太湖捕捞，间或南北经商；还有的为躲避战祸、逃避被拉壮丁循入太湖，成为湖海两栖船。
        宋代，吴地养鱼业有了新的发展。据《无锡县志》记载，贯通古运河和太湖的梁溪河，“古溪河极狭，南北朝大同年间（536—545）梁武帝重加开浚后，河溪宽阔，帆墙林立”。宋朝期间，梁溪河两岸居民多数以捕鱼为生。他们常用毛竹制成工具，围筑在溪河里，鱼若进去就游不出来，这种诱捕渔具，叫“渔簖”，俗称“迷魂阵”。当时捕获到小鱼不堪食用，弃之则可惜，于是随手放进芦苇滩内的低洼池里任其自生自长。如此日积月累的小鱼多了也长大了，就起捕上市食用。由此开始形成原始的多品种鱼混养鱼池，梁溪河沿岸居民也就逐渐转向了捕养兼营谋生。建造于民国二十年（1931）的鸿桥之堍，原先是梁溪河上的一个古老摆渡口，河面宽阔，在此居住的居民大多姓陆，因很久在这里使用“渔簖”捕鱼谋生，因而这里地名被称为陆丼（无锡人把“丼”与“簖”读成同音）。北宋初年，杭州地区也开始有人辟池养鱼。后来，宋室南渡，人口剧增，出现了大量的围垦湖田，水面显得珍贵起来，无锡芙蓉湖在唐代南北80公里，到了宋代咸淳年间已是“岁久堙废，多成圩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转而发展人工养殖。宋朝范成大家住太湖之滨，他的诗句“雨霁云开池面光，三年鱼苗如许长”，就生动地反映了太湖之滨人们从事人工养殖的情况。宋代太湖地区捕捞业和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集体捕捞的生产规模。对松江长桥晚间集中网捕的情景，宋人有“渔艇纵横映远汀”和“举网时闻鱼鳖腥”的描写。《吴郡图经续记·物产》记载：“海濒之民以网罟蒲赢之利而自业者，比于农圃焉。”江阴地区也是如此，“边江认善渔曰网户以网行江中”，“众渔每得鱼而返集于浦叙之间”。元末有诗刻画宋时以渔为业的渔户生涯：“后网初沉前网起，夫妇生来业淘水；忽惊网重力难牵，打得长鱼满船喜。”至于捕鱼方法，该书对宋代又有“据水畔设网，编苇为簖，又独笼罩，机械不一，四时不停，随得随货，俗喜鲜食，多寡皆尽。至于桃花水生，黄梅潦涨，湖鱼诉急流而群上，渔人至施长网截巨川而取之，举网至数十尾，市价为俯”的生动描写。可见宋代渔具渔法已向更专用的方向发展，如捕河豚截流为栅，捕鲟鳇鱼使用摆钩，捕蟹则以大江浦间用簖、陂塘小沟港用钩、夜间燃火以照、港浦间用篙引小舟沉铁脚网取之等等。
        太湖临近长江，始于唐时的在江中捕捞鱼苗至池塘养殖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进入宋代已经大盛。宋淳祐三年（1243）周密著的《癸辛杂识》记载，“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于夏皆取之出售，以此为利。贩子辏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衡、婺”。该书详细描写了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鱼苗生产的情况。该书还记载宋代活鱼运输有了新机械：“贾师宪当炳日尤喜苔溪之鳊鱼，赴与可因造大盘，养鱼至千头，复作机使灌输不停，鱼游涿泼刺自得，如在江湖中，数舟上下，递运不绝焉。”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编修的浙江《绍兴府志》记载，“会稽诸暨以南，大家多凿池养鱼为业。每春初，江州有贩鱼苗者，买放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喂以粉，稍大饲以糠糟，久之饲以草”。
        宋代开始池养金鲫，并完成了家化过程。宋代太湖地区饲养金鱼较为兴盛的当数杭州和嘉兴，而以杭州称最。苏子美有诗曰“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指的就是杭州六和塔下吉后池的金鱼。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亦留有“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附槛散斋余”的诗句，亦是证明这里养金鱼的事实。北宋时，金鱼还处于金黄色的半家化状态，只是见于杭、嘉个别寺院和大户。可是到了南宋以后，由于汴京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云集临安，推动了金鱼的饲养与家化。特别是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酷爱金鱼，在他的影响下，养金鱼之风大兴，“豪贵府第宅舍沼蓄之”甚众，并衍生出一批专门靠饲养、经营金鱼为生的“鱼活儿”和金鱼行。同时，人工捕育珍珠生产技术也得到较大发展。宋代《文昌杂录》已明确提到人工育珠事。宋时湖州的叶金扬，以褶纹冠蚌培育成附壳珍珠。其方法是 ：把金属或木质、骨质材料做成浮雕模型，再涂上一层锡，放进蚌壳和外套模之间，经2—3年的养殖即成。因当时的浮雕形象多为如来佛像，故世称“佛像珠”。在湖州菱湖地区，“惯采珠者数十成群，操舟而至，探水而取，纯系天然产品”，被誉为“吴珠”，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另外，宋水产交易在城镇已相当普遍。“买卖者多论斗”，唐至宋如此。从南宋乾道年间开始，冰鱼长途贸易，“遂贩至江苏金陵之西”，并逐渐形成制冰、贩冰的专业经营者，使水产贸易分工更加专业和细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大一统王朝。蒙人朝廷采取统治地区、统治政策、统治对象上的一国诸制、分而治之的方略。在政治上，元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在江南地区推行得尤为严重和彻底。在灭宋战争中，元朝对归降的南宋官吏或仍留任原职，以资招徕。然而，这只是一时之策。元朝建稳后经过多次清洗，南方降官除个别有影响者仍被重用外，多被汰除。在经济上，元朝将南宋的圣节上供、经总制线等百余种苛捐杂敛一概免除，名义上只需民众交纳正额赋税，故而有明人评价“元平江南，政令疏阔，赋税宽简，其民止输地税，他无征发”。但实际上元代江南民众的负担较南宋的夏、秋两税制更重。税粮依据是田亩，所收主要是秋税；亩税也大抵循南宋薄籍之依归。总的看来，取代宋室的元朝在江南地区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基本上沿着南宋的轨道运行着。但元朝统治者作为游牧民族轻视渔业，在工部没有设立管理山泽的职能，使太湖流域渔业受到很大挫折。至元代最后20年，太湖流域经济社会受到农民起义和割据政权的影响，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战争不论其性质进步与否，必然伴随着巨大的破坏。有史书记载，鱼米之乡的嘉兴城外，“悉遭兵燹，有穷目力所至无寸草尺木处”。杭州在至正十九年（1359）被朱元璋部队围城三月，“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嘉兴、杭州的情况表明，太湖流域在元末战乱中经济衰败、人口锐减，包括渔业在内的经济社会跌入到发展曲线的低谷。
        进入明朝，在朱元璋一系列劝农政策施行下，元末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社会迅速得到恢复发展，渔业也因此步入快速发展期，汤賆的“渔家处处舟为业，农业年年桔代租”诗句，真实记录了这一状况。

        池塘养鱼虽说在我国始期很早，但规模不大，宋以前仍以捕捞天然鳞为主，但至明代特别是明中后期，池塘养鱼在太湖的低洼湖区逐渐发展了起来，有的渔业之利“较农桑为优”了，以至一些地区出现了“民以种藕 、畜鱼为本业，而不专倚田”和“利在畜鱼”的局面，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大规模养鱼集中区。据有关方志、笔记记载，吴县的洞庭东山、蠡口，无锡的梁溪、河埒，湖州的菱湖，均是明朝中后期发展起来的集中连片养鱼区。同时，随着明朝人口日益增多、土地资源开始珍贵，人们把发端于唐朝的在太湖周围的低洼水乡创造的高基植桑、低地养鱼的桑基鱼塘生产方式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清《太湖备考续篇》记载，“惠安堂，翁节妇捐鱼池五亩……桑地鱼池二十六亩”。这是一般鱼池之外与桑地结合的“桑地鱼池”的首次提出。虽说提出时间大致在清咸丰年间，但最早记录时间并不会是实际出现的时间。关于桑基鱼塘开始流行于明代的推测，还可以从清《震泽县志》的有关记载看出。据记载，苏州长桥爱晚亭一带，在康熙初年，低者开浚鱼池，高者播莳禾稻，四岸增筑，植以烟、靛、桑林。这既展示了当时综合经营发展的情况，也勾勒出了一幅桑基鱼塘的画面，并反映这一经验形成的时间可能比上述的还早。事实上明末清初张履祥《补农书》中的“策邬氏生业”及“策溇上生业”也提到凿池畜鳞、培基植桑竹、棚舍养畜禽等情形。还有书史记载，常熟等地在池中养鱼，池上架舍养鸡猪，埂上植果菜，洼地栽种茨菇藕菱，实行鱼畜禽林菜相结合的养鱼“人工生态系统”已趋成形。此外，明朝还兴起稻田养鱼的新方法。明代成化《湖州府志》记载，“鲫鱼出田间最肥，冬月味尤美”。往下乾隆间府志、《乌程县志》和《长兴县志》等等，也分别有类似记述。湖州以外，如嘉兴县的《闻湖志》也有“湖田稻熟鲫鱼肥”的诗篇。乾隆《震泽县志》亦有“岁既获，水田多遗穗，又产鱼虾”的记载。可见明朝太湖地区开展稻田养鱼已较为普遍。
        同时，明朝太湖捕捞业也日益发达。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详细记载了太湖渔船捕捞方法：“渔船莫大于帆罟，其桅或六道（可装二千石），或五道（可装一千四五百石），或四道（可装千石），无间寒暑昼夜在湖，每二只合为一舍。小者亦可入港，桅三道帆而有橹。又其次为剪网船，船虽狭小第一迅快。又其次为丝网船，驾驶不过三人，而风帆迅快。又其最小者为划船，三四人荡桨如飞。”此外，沿湖内港尚有辄网、赶网、逐网、罩网、江网、塘网、鸬鹚等适应不同作业的小型渔具。渔法，“必穷极巧妙以与鱼遇”。明代淡水捕捞工具大体可分为网具、钓具、箔筌、杂渔具四种。太湖渔人在三等网行船中，“最下为铁脚，鱼之善沉者迂之，中为大丝网，上为浮网，以截鱼无遗。网皆有疏有密，其施之法不一：曰逐，驱而入之也；曰张，丝结而浮于水也；曰跳，截流而使之跃也；曰注，迎急流而囊以取之也，其施网于湖，去水面一二尺。经绳水中，俟其跃入而取之者曰调网；鲤者曰港调，又有杠、有掣、有荡、有兜、有踏，施之法既不同，网亦各异。罩之名有四：曰移罩、曰揿罩、曰罩签、曰砌青。钓之名有三：曰豁、曰经、其系穗于丝而饵之者曰谷钓，又钓鳅鳝与鳗均谓之钓，而钓各不同，当秋风大发，以舟载钓系饵沉之巨浪中，取白鱼，谓之钓白，又有畜鸬鹚令食而吐之者”。明朝太湖地区专业捕捞渔民已很多，而且有少数渔民已很富裕，船只宽畅，衣着华丽，佩戴金银首饰。
        《万历野获编》记载：“从明朝洪武年起，太祖命每年岁贡梅鲚万斤”，故梅鲚鱼又称“贡鱼”。可见太湖捕捞鱼货影响已很大。同时，太湖周围出现规模较大的鱼行和众多牙户，专业从事鱼货的销售，从而使商业繁荣。史料记载，“万历至清朝末年，苏州府属的会馆和公所有九十余所，其中鱼商创建的有汉鲁公所和永和公堂”最为著名。在无锡，明末时期也已出现“一遇客船扬帆而来，涌峰其船”的现象，特别是在面临太湖的吴塘门鱼市场，每每太湖捕捞船返港，大大小小的鱼商贩便蜂拥争购，呈现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景象。
        明朝有不少文人名家以渔业为背景，写下大量的诗、词、歌、赋，并出现了渔业专著。明代黄省曾著《鱼经》，又名《养鱼经》，全书分三篇，第一篇是“种”，叙述鱼苗培育方法；第二篇是“法”，记述养鱼方法，包括开挖鱼池、防止泛池和鱼病等；第三篇是“江海诸鱼品”，记述江南地区常见的海淡水鱼类。书中特别指出：“河豚（鲀）之鱼，出之江海，有大毒，能杀人。”其实，河豚有大毒早在黄省曾之前就有记载。北宋冠宗爽记载：“河豚有大毒，而云无毒何也？味虽珍美，修治失法，食之杀人，厚生者宜远之。”祝穆等著的《事文类聚》记载：“河豚有大毒，肝与卵食之必死。”沈括《梦溪补笔谈》亦有记载：“吴人嗜河豚鱼，有遇毒者，往往杀人，可为深戒。”这都证明古代吴人对河豚有毒早有了解，但因其味鲜诱人，故有“拼死吃河豚”之说。随后，徐光启著有《农政全书》共60卷，在牧养卷中有鱼一节，他首先摘录《陶朱公养鱼经》，次录《农桑通诀》，还引《农圃四书》《尔雅翼》《京口录》等有关书籍的鱼苗饲养方法。
        清代是古代太湖渔业的全盛期，捕捞已成太湖地区农民的主要副业，并出现了渔兼商的融合态势。清吴江县《光福志》记载，“泽居者，以捕鱼为主，吴固泽围，光福又滨太湖，渔者十有三四，渔者尤多……渔者以船为家，率能致富，或有既富而携带重资贸易他省，航海懋迁”。同时，渔业也成了这里佃农维持生计的一项重要副业。清《太湖备考》一书对太湖渔业记载较详细：“太湖渔船大小不等，大概以船为家，父子相承，妻女同载，衣粗食恶，以水面作生涯，与陆地居民了无竞争，罛船向征渔税丁钱，一船准以一亩田之赋，一户完一丁。康熙二十年间，江南巡府汤公斌以渔船冒风浪之险，而觅衣食煞为艰苦，援古泽梁无禁之意，奏免之。”在无锡梁溪河，清光绪七年（1881）的《无锡金匮县志》记载，嘉庆年间，“沿溪民规河为池，僭筑鱼池，蓄鱼取利，日强月盛，溪河共池七百余座，池户占去河面六七百亩”。后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代近百年的发展，“梁溪河旱涝资以蓄泄，而滨溪居人多为鱼池，日渐增拓，溪为所侵，其隘处殆如小水云”。当时池塘养鱼从分散养殖发展到集群养殖，并向外荡不断开拓，逐步发展起一种新兴的鱼苗业。早期养鲤鱼主要是选有籽的成鱼投放产子或取带有鲤鱼籽的塘泥入池孵育。而养鲢、鳙、青等鱼的鱼苗来源，则是外地（主要是江州即今九江）采购。《醒世一斑录》记载，湖州菱湖人春天于九江等处“广系稻草浮于水，大鱼生子满其上，滑腻如洟，求种者满载而归，兼程迅返”。也有江边采种就地育苗，每年二三月间，江水发涨时鲢鱼随流生子，渔民及时前往罾起，孵出“鱼花”，然后“贮于缸筐、饲以鸭蛋黄、以巨舟载归”，再畜于池，长至寸许分售入池饲养。清代菱湖地区随着池塘养鱼对鱼苗的需求不断增加，从事鱼苗的专业者很多，而且获利也丰厚。清代诗人厉鹗在其《菱湖诗》中，即有“鱼多论斗卖，菱好及时栽”之句，对当时菱湖鱼苗买卖的盛况作了生动的描写。今天菱湖出卖夏花，仍采用传统的碗或杯来计数。乾隆时，苏州除东山有专畜“细如针缕”的鱼秧向外地贩运为生者外，在北庄基和南庄基一带，育苗的鱼荡尤多。武进县的芙蓉圩的育苗业，自道光年间经过技术改造后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经过斗争，对官府设关卡收征鱼苗税的敛财问题获得朝廷巡抚减免，只要运苗船只插上奉宪小旗，所设关卡一般能做到随到随放，极大地方便了芙蓉圩的鱼苗及时调运各地，也使芙蓉圩较快地上升为和菱湖一样重要的鱼苗供应基地。在无锡，随着清代池塘养鱼业规模不断扩大对鱼苗需求的快速上升，获取鱼苗的途径也有增加：一是对能够自繁自育的鱼品种，如鲤鱼等由鱼苗者繁育供应市场；二是就近就便到芙蓉圩、菱湖等产苗基地购买；三是由懂鱼花捕获经验技术的渔民到九江等长江流域捕捞天然鱼花进行孵化。不过这种捕捞，不仅耗时耗力、十分辛苦，而且需要有很好的悟性和经验，当时无锡能够从事这种捕捞作业的渔民少之又少。尽管如此，自从道光年间无锡渔民开始到长江捕捞鱼苗，即改写了过去一直由外地人贩运鱼苗到无锡的历史。
        清朝延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清廷在与郑成功后裔作战中厉行海禁：“毋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华东录》卷七）当时沿海各县订塞海口，严禁捕鱼，甚至在滩涂“徒步取鱼者概作禁止”，弄得“小民无以为生”，“滨海民困已极”（康熙《江南通志·艺文·马鸣佩海滨民困疏》）。在实行海禁的同时，还大规模地强制沿海居民尽徙内地，涉及江苏、浙江等6个省份。仅在长江口，崇明县6个沙洲的居民全部迁光。禁海迁海政策首当其冲的是居住在沿海港湾及岛屿的渔民，直接破坏了海洋渔业生产。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海防三》记载：清初，连云港的云台山尚在海中，“旧极繁盛，烟火二万家”，外有东西连岛作屏障。可是迁海令一下，“三百年备倭防海之要地，人烟稠密之乐土，竟荡然一空矣”。
        朝廷的禁海政策，使得苏北、山东甚至河北省沿海的渔民转向内河内湖。据《太湖渔业史》记载，清末时期太湖渔民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世居太湖的渔民；二是由海洋渔民演变而来；三是由农民转为渔民，在太湖捕捞中，“渔者十有三四”是由农民而来。当然，这些转为渔民的农民大都是因灾害而破产的农民或从半农半渔逐步变成专业的捕捞渔民。沿海渔民大量内迁以及有农民加入渔民队伍，一定程度提高了太湖的捕捞生产能力，加之社会人口增加，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湖大小城市的较快发展对渔产品的需求增加，使晚清时期的太湖捕捞渔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清《震泽县志》记述，乾隆年间太湖“商艘民船来往如织，其中有千斛渔舟，风帆六道，远若浮鸥，近如山涌。又有轻舠似叶，冲风架浪，出没深波，见者胆寒”。清《太湖备考》记载，“渔民以水面作田地，以网罟作耰锄，以鱼鳖为衣食，其父子兄弟食粗衣恶，无膏粱纨绔之费，其母妻子女椎髻操作，无金珠首饰”。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有感于一国渔业和航政的重要，提出渔权即海权的现代理念，为此他自己躬身探索实践。他首先在通州吕泗港创办了一个渔业公司；三十年，向清廷倡议创办水产学校以培养水产人才；三十一年又在上海招商集股开办江浙渔业公司，购得拖网渔轮一艘，取名“福海”，是中国第一艘渔轮，用于新法捕鱼、开辟海外渔场,开启了清朝以来禁海禁渔后的海洋捕捞新历史。
        晚清时期，在朝廷推行禁海禁渔的同时，又无法摆脱西方列强的冲击和国内民众包括渔民的抗争以及巨大的市场需求，客观上对太湖捕捞渔业起到了一定的刺激和推动作用。从此时期太湖捕捞渔民生产和收入情况看，概括起来主要呈现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普遍，即滨湖渔民队伍不断扩大，就连许多滨湖农民亦将渔业作为一项重要的谋生手段，亦农亦渔、亦渔亦商，有更多的人在吃“渔”饭；二是发达，即有些渔民特别是大船渔民除维持生计外，在按赋交纳一船折一亩、一户完一丁渔业税外还有积余；三是受剥削，即除了要交纳税赋外，还有荡租（类似于捕捞许可须缴纳的费用）、湖匪打劫等盘剥杂费；四是生活悬殊，即在太湖捕捞渔民中有“粗衣恶食”者，有“富而携金贸易他省航海懋迁者”，形成了明显的贫富差距。
        清朝养殖渔民实行多品种混养，以提高产量，增加收益。清代金友理《太湖备考》记载：“鲤、鲢，东山鱼池多畜此二种。”说明鲤、鲢混养已是太湖地区家鱼混养的基本形式。在此基础上，后又逐步加上青鱼和鲫鳊混养，混养配比大致是青鱼、草鱼七分，鲢鱼二分，鲫鳊一分。伴随着家鱼混养发展，举凡鱼池的处理、放养的数量、品种搭配的比例、鱼苗及成鱼生长各阶段的饲养方法、饵料的投放、看水管水等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的甚至沿用到现在。同时，太湖地区养鱼空间也由池塘向外荡发展。清顾禄《吴趋风土录》记载：“畜鱼以为贩窝者名为荡，谓之家荡，有所谓野荡者，荡面必种菱，为鱼所喜而聚也。”清末金溎生《陶庐杂忆》也记载了江阴农村利用环村“家河”集资养鱼的事实。清道光年间，归圣脉的《鱼沼荷风》描绘了太湖附近连片鱼池荷塘的田园风光：“湖畔萦洄千亩地，台堤杨柳绿垂丝；翩翩行藻鳞翻锦，苒苒鞭渠香渑腮；林转莺声鱼出林，波摇树影月移枝；爱同茂叔称君子，时自高吟渔夫词。”
        清朝时期，长江鲥鱼是重要贡品。鲥贡范围，以金陵为中心，东迄江阴，远届浙皖。捕鲥季节，正如诗人所反映的那样，“朱书檄下如火催，郡县纷纷捉渔子；大网小网载满船，官吏未饱民受鞭”。运鲥沿线两三千里官民，也是“昼夜不安，惊惶劳疲，官废职事，民废耕耘”。飞骑接力鲥鲜的驿卒更是“人马销残日无算，知死几人马几匹”。可谓鲥贡成灾，忧民太甚。
        随着清代渔业规模不断扩大和产量不断提高，渔业市场贸易十分活跃。太湖的大渔船终年在湖上捕鱼，不便进港卖鱼，就产生了在渔船和鱼行间贩运的“行帐船”。 “行帐船”与渔船和售鱼的鱼行，一般都是固定的。“行帐船”渔民由于经营范围小，从大渔船称得鱼后，要等鱼行付钱后才能再给大船渔民，自己无资可垫；也有的是受雇于鱼行，自己仅收运费和船金。小渔船卖鱼，有的是将鱼直接售给鱼行，由鱼行收进后再批发或零售；也有的渔民将鱼送入牙行代销，收取一定的佣金，鱼货能否卖掉，牙行不负责任，由渔民自理；还有的渔民自己在集市上设摊或走乡串巷沿途叫卖。所以，那时渔民怕鱼贱或卖不掉，终日提心吊胆，卖鱼压力很大。清代诗人朱彝尊的“黄梅白雨太湖棱，锦鬣银刀牵满罾；盼取湖东贩船层，量鱼论斗不论秤”的诗句，描述了渔民丰收后卖鱼的忧虑心情。为能使鱼保鲜，自宋代苏州出现较大规模的专业冰场后，清时的制冰冷藏水产品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清康熙《江南通志》记载，松江府“每夏初，贾人驾巨舟，群百呼噪网取”石首鱼，都是“先于苏州冰厂市冰以待”的。清康熙吴县人沈朝初的《忆江南》记载：“苏州好，夏日食冻鲜，石首带鱼荷叶裹，鲥鱼似雪柳条穿，到处接鲜船。”可见此时冻鲜已相当发达。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游。”鱼类一天游几十里上百里路不算什么。除了水的咸淡可能限制鱼类活动外，鱼在水中不受区域限制，没有江苏鱼、浙江鱼之别。浩瀚太湖作为一个淡水渔场，渔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发现，有不同鱼类于不同气候条件下成群出没的渔场现象。
        鱼类习性与风向、水流、季节、岛屿、湖底土质等息息相关。春夏季多东南风，鱼多在湖区东南部水域。秋冬季多西北风，鱼多在湖区西北部水域。风力带动湖水流动，在水流处是置跳箔、竹簖的场所。冬季偏北风、夏季东南风，可用帆船拖网捕捞相关鱼类。太湖底质有淤泥底、沙土底、粘土底、亚粘土底4种，鱼虾在不同季节会去各自喜爱的湖底聚集。受进出口水流、湖底地形及屿岛影响，太湖水自西北沿西南湖岸向东南流动，湖流亦能影响鱼类产卵洄游。所以，通过对风向、水流、季节、岛屿、湖底土质的认识，可以了解掌握鱼类在太湖中的活动规律。
        太湖西南部，起自宜兴太浦一带至东南方小雷山湖底有深达4米的“太湖漕”，苏州洞庭山北部有“胥口漕”，无锡南方泉东南贡湖底有“小溪漕” “弄堂漕”，马山南部湖底有“小夹漕”，这些湖漕是青鱼、草鱼、鲤鱼、鲢鱼、鳙鱼以及白鱼冬季潜伏和繁殖的地方。
        东太湖和西太湖沿岸多水草，既是鱼类饵料，又是粘性卵鱼类产卵的良好水域，因而也是捕捞产卵鱼类的渔场。每至夏秋两季，草鱼、青鱼、鲤鱼、鲫鱼、鳊鱼、三角鲂等盛产于东太湖；梅鲚、银鱼、鳙鱼多在湖中湖西一带；翘嘴鲌、蒙古鲌多产于宜兴滩、笠山湖、五里湖。其中青鱼属水域底层鱼，喜食螺蛳，生性活泼，游速较快，个体可长至六七十斤。
        虾对湖底泥质和水域多有选择，一般喜欢有水草、活水、多饵料、水温偏高、水深1—1.5米处的水域。太湖虾有青虾和白虾两种，青虾性喜生活在烂泥窟边草丛里，白虾性喜在沙埂底较多的水域。太湖大致有6条传统虾场可供大面积捕捞：（1）大雷山与更山之间；（2）西洞庭与小竹山之间；（3）西沙更与小竹山和平潭山之间；（4）柱山与马迹山之间是一条最长虾巷；（5）乌溪与椒山之间；（6）椒山与五子山之间。青虾场在太湖大概分布有三处：一处是大竹山到大雷山一带；一处是竖石到五子山间；还有一处在平台山到西沙埂区域。
        以小鱼为食的乌鱼、鲶、鳜多产于各湖河的岸边。
        繬缆网的渔场，以太湖漕南中段最好，南段多产鳜、鳙、鲤、青鱼、草鱼，中段多产鲢，其余多产梅鲚。此外，还有平壇山附近水域和贡湖至鼋头渚水域。
        小兜网渔场，因不同鱼种性喜不同而散布于湖中不同地方。
        梅鲚喜食浮游动植物，生长快，隔年产卵，多集群游于半水中，有逆水性，冬季伏湖底。此鱼太湖全域都有，渔民捕捞频度高时，只要休渔4—5天即可连续捕捞。比较而言，8月份在大、小雷山以及大、小椒山和五子山附近水域梅鲚更多。
        银鱼喜集群，在风浪小、水清时游于上层，食浮游生物，不活泼。每年清明至小满产卵，半年长成，一年后产卵，产卵后即死。桃花时节湖中银鱼最多，主要分布在太湖槽以及大小椒山、分水湖、三山湖、五子山、平潭山、曼山等南太湖水域。

        翘嘴红鲌鱼以捕食餐条、梅鲚、黄颡等水域中上层鱼为主，兼食白虾、乌螺、水昆虫以及浮游动植物等。此鱼性急躁，流速快，不易捕捉。对产卵地要求很严，喜在水深0.5—1.5米沿岸曲折处、水草丛生、底平硬、水温25℃、闷热有风雨时产卵。冬季多游至太湖槽觅食。
        蒙古鲌（红鱼）以小杂鱼为食，与白鱼相似，属水域中层鱼类。
        鲢来自长江，幼鱼在发水期自长江入太湖，也有在白茆至大浮一带产卵。以浮游藻类为主食，性急，善跳，逆水找食，偶有闻声惊跃出水面的习性。其中花鲢鱼头大，喜成群游动，温和不活跃，游速慢，以水中浮游藻类为食。
        鲫适应性强，食料广杂，属水域底层鱼。鲫三龄性成熟，产卵前晚上觅食，繁殖力强，一次产卵约有20万粒。鲫在六龄前生长快，之后生长较慢。
        鲤属水域底层鱼，以底栖动物、浮游藻类、芦菁、茭草为食。夏季食欲旺。三龄性成熟，四龄暴雨后产卵于水草丛，水温10度以下往往潜伏水底。
        鲩鱼（浑子、厚子），又名草鱼，形状和习性似青鱼，苗产长江，活动于水域中下层，性温和，喜食多种草类。
        花䱻即季郎鱼，呈梭形，游于浅水泥底，在多草的湖河岸边产卵。太湖三山、五里湖一带水域多有。冬季多游至西太湖活动。
        鳊的鱼苗旧时来自长江、钱塘江流域激流中，太湖内也有。此鱼6月产卵，大多在太湖沿岸水速缓慢处育肥。鳊鱼食性随时变化，3—5月追食梅鲚、白虾等，7—9月喜食水草、藻类、小鱼虾等。

        《养鱼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养鱼专著，相传是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自号陶朱公）所著。这部著作流传至今，对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养鱼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陶朱公养鱼经》，是从北魏（公元五世纪）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辑录的。范蠡所著的《养鱼经》原著已佚，目前在史学界已成定论，虽然不少学者对失传的原因进行过多方探索求证，有“被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销毁”说，有“战乱时期散失遗落说”等，但不管是何种说法，《养鱼经》原著已佚，这一点是一致的。那么，现在流传的《陶朱公养鱼经》中，与范蠡对话的齐威王是谁呢？这篇被辑录的《养鱼经》是出于何人之手？写于何时？后人又为什么要冠于范蠡之名呢？这里不妨尝试作一些探讨。

        先从历史年表看。从公元前473年，范蠡助越灭吴以后，在齐国养鱼致富并写出养鱼经，与后汉北魏时期（公元五世纪）贾思勰编辑“齐民要术”相隔一千年左右。再说，范蠡著《养鱼经》时代，尚未发明纸张，应该是写或刻在竹简上的，数量不会多，在长达一千余年的时间里，战乱占了很大一部分时间，所以流失和损坏是合乎情理的。再看一看《齐民要术》中《陶朱公养鱼经》原文：

        威王聘朱公，问之曰：“闻公在湖为渔父，在齐为鸱夷子皮，在西戎为赤精子，在越为范蠡。有之乎？”曰：“有之。”曰：“公任足千万，家累亿金；何术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谓鱼池也，以六亩地为池，池中有九洲。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牡鲤鱼长三尺者，四头；以二月上庚日，内池中，令水无声，鱼必生。至四月，内一神守，（‘内’是放入的意思）六月，内二神守；八月内三神守。神守者，鳖也。所以内鳖者：鱼满三百六十，则蛟龙为之长，而将鱼飞去。内鳖，则鱼不复去。在池中周绕九洲无穷，自谓江湖也。至来年二月，得鲤鱼长一尺者，一万五千枚；三尺者，四万五千枚；二尺者万枚。枚直五十，得钱一百二十五万。至明年，得长一尺者，十万枚，长二尺者，五万枚，长三尺者，五万枚，长四尺者，四万枚。留长二尺者二千枚作种；所余皆货，得钱五百一十五万。候至明年，不可胜计也。”王乃于后苑治池，一年得钱三十余万。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养鲤者，鲤不相食，易长，又贵也。

        为了方便阅读理解，这里把文言文的《陶朱公养鱼经》翻译成白话文如下：

        陶朱公范蠡住在山东省定陶（今定县），齐威王召见问他说：“听说你在太湖的时候称为渔夫，在齐国时候称为鸱夷、子皮（复姓），在西戎的时候称为赤精子，在越国的时候称为范蠡，有没有这回事？”陶朱公说：“有的。”齐威王说：“你积了千千万万的钱，家产上了亿，是用的什么方法呢？”陶朱公说：“讲到谋生的方法那只有五种，第一是水畜。所谓水畜，就是鱼池。把六亩大的土地开辟为池，池中堆九个小洲，种了许多茭白、荇菜和水草，使它们一层一层的叠起来。觅怀卵鲤鱼长三尺的二十尾，雄鲤鱼三尺的四尾，在二月的上庚日放在池里，放的时候不让水发出声音，这样鱼一定会活的。到四月，把一个神守放入池里；六月，放两个神守；八月，放三个神守。所谓‘神守’就是甲鱼。为什么要放甲鱼？因为鱼满三百六十天，就要由蛟龙来带领，鱼就要飞去，放了甲鱼，鱼就不会飞去。并且它们围绕着九个小洲，环行游泳，自以为已经在江湖里了。到翌年二月，可以收捕长一尺的鲤鱼一万五千尾，长三尺的四万五千尾，长二尺的一万尾，每尾价值五十文，共卖得钱一百二十五万。再过一年，捕得长一尺的十万尾，长二尺的五万尾，长三尺的五万尾，长四尺的四万尾。留下长二尺的二千尾作种，其余一起卖得钱五百五十万。再等过一年，鱼的收获就没法子计算了。”
        齐威王就在后苑开了鱼池，一年后，得钱三十余万。池中有九个小洲，设了八个土穴，使大鱼、小鱼各分开，不相混杂。为什么要养鲤鱼？因为鲤鱼不相互吞食，而且容易长大，价格又卖得贵。

        由此可见，这篇《陶朱公养鱼经》不仅记述了养殖鲤鱼的方法，而且记述了鱼池建设、苗种培育的情况。行文方式是以齐威王与范蠡问答的形式出现。查一查史料可知，齐威王和范蠡并不是同一时代人，两人相距有近百年。齐威王即位于公元前356年，卒于公元前320年；范蠡在公元前473年助越灭吴后，北赴齐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他“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依此推算，范蠡到齐国后生活了19年，可能于公元前454年左右便退隐或者去世了。也就是说：齐威王即位时，范蠡已去世或隐退98年了。可见齐威王和范蠡是不可能见面对话的。那么，第一个问题《陶朱公养鱼经》中的威王是谁呢？
        司马迁在《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范蠡抵齐，“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帮助勾践灭吴国之后，很快就由越国跑到齐国。越灭吴是公元前473年，当年在齐国是齐平公八年，向后推延19年，是齐宣公二年（前454），所以范蠡在齐国的活动期间只限于齐平公或齐宣公的时代。
        那么，司马迁明知范蠡居齐期间是处于齐平公时期，为什么在《史记》中不写齐平公而偏偏用含混的“齐人闻其贤，以为相”呢。这里有一个复杂的历史原因：范蠡居齐期间，齐国人正处在“田氏代齐”时代，即周朝天子分封给姜太公（吕尚）的齐国，执政大权正逐渐被奸相田齐掌握，到范蠡灭吴后到齐国，已是田齐的五世孙田常做宰相，田常“杀死国君齐简公，挟立简公之弟为平公……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于是，“齐国之政皆归田常”。范蠡到齐，正是这个时候，而田常夺王位后，要得民心，采取了收购农民的粮食用小秤，贷给农民的用大斗，“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结果“民思田氏”。大斗出，小斗进，当然要朝廷财政补贴，所以田常急于要寻求财源，便找到范蠡，请教致富之道。在“平公称君，徒有虚名，田常非君，实操君权”的情况下，司马迁对范蠡是非常敬重的，评价他“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所以不欲以田常的污名损害范蠡，便苦费心思写了一个“齐人”。所以， 《陶朱公养鱼经》中的威王，应该是田常。后人在编写《陶朱公养鱼经》时，同样为了维护大人物威望，又碍于田常的污名，就借用田常第五代孙、有作为并得到好评的威王来出面。但却又暴露了威王与范蠡所处年代不符的破绽。
        第二个问题：现存的《陶朱公养鱼经》到底出于何年代？何人所写？现在的《陶朱公养鱼经》是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六“养鱼”第61项中辑录的，《齐民要术》是公元五世纪的著作，距范蠡所处年代相隔1000年左右，书中没有注明辑于何处，留下了一个谜，对此只能从史料中去搜寻了。
        1982年《中国水产》淡水渔业专刊上有一篇施鼎钧、郭志泰撰写的《<陶朱公养鱼经>今考》，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从现有资料研究，《陶朱公养鱼经》可能成书于汉代，作者是汉代人（具体人还无法考证），其根据是：第一，有关范蠡养鱼的记载，起自汉代，如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上说：范蠡为了灭吴，曾向勾践献策‘会稽（今浙江绍兴）之山有鱼池上下二处，水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溪六谷之广，上池宜于君王，下池宜于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以致千万，越国当富盈’。第二，汉代文献中广泛记载着学习陶朱公养鱼法的事例。如东汉光武帝侍中习郎，以《陶朱公养鱼经》为楷模，在岘山建池养鱼，鱼池直到晋代尚存。第三，《陶朱公养鱼经》使用的是汉代语词。如《养鱼经》中提到的‘神守’，最早见于《淮南子》。该书的作者是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刘安。第四，出土文物证明，《陶朱公养鱼经》反映的主要是汉代养鱼经验。1965年，陕西汉中地区出土了一个陪葬品— —汉代陂池：长60厘米，宽37厘米，一边是稻田，另一边是鱼池。池底塑有鲤鱼6条、鳖1只、蛙3只、螺5只、菱角5只。所有这些，应是《陶朱公养鱼经》成书于汉代的佐证。但具体作者是谁，目前史学界尚未找到有力的证据，只是根据文体形式，推测是从一份宫廷对话记录改写而成，并有一定合理性，但真相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三个问题：《陶朱公养鱼经》为什么要托名范蠡，冠以《陶朱公养鱼经》呢？这也是有原因的。池塘养鱼在春秋时代已比较普遍，已成为先人一条致富的途径。正如《陶朱公养鱼经》中所述：“所以养鲤者，鲤不相食，易长，又贵也。”到汉代，不仅养鲤鱼事业又进一步发展，鲤鱼的消费也非常大，从皇室到公侯将相、富豪“无鲤不成筵”；在民间，也当然是“以食鲤为贵”，用现在的话说饭桌上有鲤鱼才体现档次高。到后汉北魏时期，经过东汉末年三国战乱，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苦不堪言，执政者急于恢复经济，改善民生，提高生产力，《齐民要术》这部指导农、工（手工业）、商、虞（指开发山泽水面的人，古称虞人）方法的工具书，便应运而生。把可以尽快致富的经验辑录其中，是顺理成章的了，但这篇并非范蠡原著的《陶朱公养鱼经》，却用齐威王和范蠡对话的写作形式出现，这是因为原著虽然已失，但它历代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一直在池塘养鱼实践中得到较好应用，后人（汉代人）用威王和范蠡两个伟大人物对话的文体形式来展示，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可以取得传播快的效果。
        另外，在汉代，存在着一股托古以自重的风气，即作者借用与本书议论相称的一位古代名人题名，以抬高自身的地位。正如《淮南子》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入后说。”时至今日，这种风气仍然非常普遍，有名的菜谱冠以乾隆皇帝尝过的，有名的点心声称慈禧老佛爷享受的，等等。范蠡多才多艺、品德高尚，又善于敛财，后世称致富之道为“陶朱公术”。养鱼的利益“不可胜计”，当时执政者为尽快发展经济，鼓励百姓养鱼致富，把范蠡这个大名人抬出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综上所述，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结论：一、范蠡确实在山东养鱼致富并写出一部《养鱼经》；二、《养鱼经》原著到汉代已佚，现流传于世的《陶朱公养鱼经》是汉代人所著，文中介绍养鱼技术方法应是原著内容一部分，很长历史时期内已被广泛应用，不失原意。
        《陶朱公养鱼经》能流传到现在，证明了它有史料价值和应用价值。《陶朱公养鱼经》问世以来，历朝历代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把它作为池塘养鱼的“葵花宝典”，为我国池塘淡水养鱼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至今诸多关于池塘养鱼的经验介绍和学术探讨文章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这也正是长期以来诸多专业人士愿意不遗余力研究《陶朱公养鱼经》的原因。从某种角度来说，探究《陶朱公养鱼经》的作者是谁并不重要了，但通过探求《陶朱公养鱼经》作者的过程，确实可以解读出我国古代池塘养鱼的些许历史轨迹，这也是把这篇“《陶朱公养鱼经》作者考”作为本书一节的意义所在。